“您知道不知道？”公爵热烈地接着说，“您注意到这一点，大家也正和您一样注意到了，因此就发明出断头台这个机器。我当时有这样一个念头：这万一更坏的话，又怎样呢？这话您觉得可笑，觉得很奇怪，但是，您多少想象一下，脑子里是会出现这样念头的。您想一想，譬如拷打吧，便有苦痛、创伤和身体的折磨，这一切反而使你能分散精神上的痛苦，只是为了一些创伤感到肉体的痛苦，一直到死为止。你要知道，最主要的、最剧烈的痛苦也许不在创伤上面，而在于你明明知道再过一小时，再过十分钟，再过半分钟，现在，立刻——灵魂就要离开肉体，你将不再成为一个人；而且知道这是不会改变的，主要的是，知道这是不会改变的。你把头放在刀子下面，听见刀子从你的头上滑下来，这四分之一秒钟是最可怕的。您知道不知道，这并不是我的幻想，而是许多人这样说的。我相信这些话，所以很直率地对您说出我的意见来。为了杀人罪而杀人，这是比犯罪本身重到无可比拟的一种刑罚。按照判决杀人，要比强盗杀人可怕到无可比拟的程度。一个人被强盗杀害，不论是黑夜时在树林子里被砍死，或是被用别的方式弄死，他一定还希望能够得救，在最后的一刹那还有这种希望。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人的喉管被割断了，他还怀着希望，或者是逃走，或者是哀求饶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最后的希望，要比死去容易十倍的希望，一定被剥夺了。既然有了判决，又明知道避免不了，所以可怕的痛苦便全在这上面，世界上就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您把一个兵士领来，放在战场上的大炮对面，对他射上一炮，他总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如果对这兵士宣读一定处死的判决，他就会疯狂或哭泣的。谁说人类的天性能够忍受一切而不发狂呢？为什么要有这种丑恶的、无用的、白费力的辱骂行为呢？也许有这样的人，人家对他下了判决，让他受些折磨，以后才说：‘你去吧，饶你的命。’这样的人也许会讲一讲的。基督也讲过这种痛苦和这种恐怖。不，人是不能这样来对待的！”
仆人虽然不能像公爵似的表达出这种思想，但是，已经了解（当然不是全部了解）到重要的意思，从他那受感动的脸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您既然这样想抽烟，”仆人说，“这也可以，只是要快一点。因为我怕将军忽然有请，而您又不在这里。您瞧，楼梯旁边有一扇门。您走进门去，右面有一间小屋子；您在那里可以抽一下烟，只是请您把小窗户打开，因为这不合我们这里的规矩……”
但是，公爵还没有来得及去抽烟，就看到有一个青年，手持公事，忽然走进前室。仆人马上给他脱去大衣，青年则斜眼看了一下公爵。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仆人偷偷地、很亲昵地说，“有一位梅什金公爵求见，他说是太太的亲戚，刚从国外乘火车回来，手里带着包袱，只不过……”
因为仆人开始耳语，下面的话公爵就听不清楚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注意听着，带着极好奇的样子打量着公爵。最后，他不再去听仆人的话了，不耐烦地走到公爵跟前。
“您是梅什金公爵吗？”他非常和蔼地、客气地问。这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也有二十八岁，体格匀称，头发金黄，中等身材，蓄着拿破仑式的小胡子，有着一张显得很聪明的、很好看的脸。他的笑容虽然很客气，但是显得有点过于狡猾；他露出有点过分整齐的牙齿，好像珍珠一般；他的眼睛虽然流露着愉快和十分坦率的神情，但是有点过于凝聚，显得咄咄逼人。
“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绝不会这样看人，也许永远不会笑的。”公爵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公爵尽可能迅速地解释一番，和以前对仆人，以及更早以前对罗果仁所解释的一样。可是，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似乎想起什么事情来了。
“是不是您，”他问，“在一年以前，也许不到一年，从瑞士寄了一封信来，寄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
“正是。”
“那么，这里是知道您的，一定会记得您。您想见将军阁下吗？我立刻去通报……他一会儿就有空。不过请您……请您暂时到客厅里去坐一坐……客人为什么在这里呢？”他很严厉地问仆人。
“回您的话：他自己不要……”
这时候，书房的门忽然开了，有一个军人夹着皮包，一边大声说话，一边鞠着躬，从屋里走了出来。
“你来了吗，加尼亚？”书房里有人喊道，“请到这里来吧！”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对公爵点了点头，匆忙地走进书房去了。
过了两三分钟，门又开了。听见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用响亮而且欢迎的声音说：
“公爵，请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