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我的事情。她见客是断断续续的，看来的人而定。十一点钟接见裁缝。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总是比别人先得到接见，甚至还被邀请用早餐。”
“在冬天的时候，你们的屋子里比国外温暖得多，”公爵说，“外国的街上却比我们温暖。但俄国人如果没有住惯，是住不了他们的房间的。”
“他们不生火吗？”
“是的，而且房屋结构不同，就是说火炉和窗子不一样。”
“嗯！您去了多久？”
“四年。不过，我差不多都是住在一个乡村里。”
“对我们的生活已经不习惯了吧？”
“这是自然的。不知您信不信，我对自己没有忘掉俄语感到很奇怪。我现在同您谈话，自己心里这样想：‘我说得还好。’也许为了这个原因，我才说许多话。自从昨天起，我的确想说俄语了。”
“嗯！嘿！您以前在彼得堡住过吗？”（仆人无论怎样努力约束自己，也不能不参加这种有礼貌的、客气的谈话。）
“在彼得堡吗？差不多完全没有住过，只是路过而已。我从前一点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形。但是，现在我听说这里的新鲜事太多了。据说连那些原来熟悉彼得堡的人，也只好对它重新认识一下了。现在，这里有许多人谈论法院的事情。”
“嗯！……法院。法院倒确乎是法院。外国怎么样？他们的法院判决得公平一些吗？”
“我不知道。关于我们的法院，我倒听过许多议论。我们这里又废除死刑了。”
“外国有判死刑吗？”
“是的，我在法国的里昂看见过，什奈德尔带我去看的。”
“绞死的吗？”
“不是，法国一概砍头。”
“怎么？罪犯喊不喊？”
“哪里会喊！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他们把罪犯放在那里，一把大刀就落下来。他们用一种机器，叫作断头台，又沉重，又有力量。……不等你眨眼，脑袋就掉下去了。准备工作是极可怕的。当宣告判决，给罪犯穿上囚装，绑上绳子，把他带到断头台上去的时候，那才可怕呢！许多人跑来看热闹，甚至还有妇女，尽管那里是不欢迎女人去看的。”
“那不是她们该看的事情。”
“当然了！当然了！她们哪能看这样悲惨的事情呢？……我看到的那个罪犯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勇敢的、强壮的、岁数不小的人，他姓莱格洛。我对您说，信不信由您，他一上断头台就哭了，脸白得像纸一般。难道这是可以忍受的吗？难道这不是可怕的事情吗？谁会由于恐怖而哭泣呢？我真想不到，他又不是小孩子，而是一个从来没有哭过的大人，一个四十五岁的人，竟会由于恐怖而哭起来。在这时候，他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怎样地颤抖呢？那只是对于灵魂的污辱啊！《圣经》上说：‘不要杀人！’那么，因为他杀了人，就该把他杀死吗？不，这是不可能的。我看见这桩事有一个多月了，可是至今还好像在眼前一样。我梦见过五次了。”
公爵说话的时候，竟兴奋起来，惨白的脸上浮起一些红晕。不过他的语调依旧是很柔和的。仆人带着同情的样子看着他，似乎不愿意离开对方的眼睛；大概他也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喜欢动脑筋的人吧。
“头掉下来的时候，”他说，“不很痛苦，这还算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