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伊万·费道洛维奇气愤不平地喊道。
“别念啦，科利亚。”公爵用哀求的声音喊道。周围也发出了呼喊。
“读下去！无论如何要读下去！”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高声说，她显然在极力忍住自己的怒火，“公爵！如果您不让他读，咱们是会吵架的。”
没有办法。科利亚异常兴奋，涨红了脸，用慌张的声音继续读下去：
但是，正当我们这位暴发户处于极乐世界的时候，竟节外生枝，另外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早晨，有一位访客来见他。这位客人带着平和与严肃的脸色，说话很客气，体面，而且公正，衣服朴素大方，思想显然有进步的倾向，他用三言两语解释了来访的原因：他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一个青年人委托他办理一件案子，他代表那个青年前来访问。这个青年人就是去世的伯的儿子，虽然他用的是另一个姓。伯是个好色之徒，年轻时曾经勾引一位贞洁的、贫穷的女郎——她本来是一个女仆，但是受过欧洲的教育（这当然与过去时代农奴制度中贵族享有的权利有关）。当伯看出这段姻缘不久就要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时，就连忙把她嫁给一个在政界服务过的商人，这个人人格高尚，而且早就爱上了那位姑娘。伯起初还帮助这一对新婚夫妇，但是由于新郎人格高尚，不久就拒绝接受他的帮助了。过了一些时候，伯渐渐忘掉这个女郎，也忘掉了他和女郎所生下的儿子。后来，当他死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也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他的儿子是在女郎嫁人后生出来的，用别人的姓长大的，幸好他母亲的丈夫人格高尚，承认是自己的儿子。但是，母亲的丈夫后来也死了，他只好自己维持生活。而且在边远的外省，他还有一个多病的、卧床不起的母亲。他在京城里每天出卖高尚的劳力，在商人家里教书糊口。最初他在中学读书，后来为了前途发展，又去旁听对自己有益的课程。但是，在俄国商人家里教书，每小时赚不了几个钱，而且还要赡养卧病在床的母亲。就是母亲在边远的省份死去，他也不会感到轻松。现在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的贵族后裔应该怎样下公正的判断呢？诸位读者，你们一定以为他会对自己说：“我一生都受伯的恩惠，他为了教育我，为了聘请保姆和治疗我的白痴病，在瑞士花去了几万卢布。现在我自己拥有百万家私，而具有高尚人格的伯的儿子，却把自己的年华浪费在教课上。实际上，他对于那轻浮的、把他遗忘的父亲的一切行为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他父亲在我身上用去的一切，按道理讲，都应该用在他的身上。为我所花的那笔巨款，实际上并不是我的。这只是命运之神的盲目造成的错误；这些钱应该由伯的儿子享用。这些钱应该花到他的身上，而不应该像轻浮而善忘的伯那样任意胡来，花在我的身上。如果我为人非常高尚，有礼貌，公平正直的话，我应该将我所承继的财产分一半给他的儿子。但是，因为我这个人最好打算盘，我很明白这件事不是法律问题，所以我不能将百万家私分出一半去。如果我现在不把伯为治疗我的白痴病而用去的几万卢布归还给他的儿子，那么，至少我显得过于卑鄙无耻（贵族后裔忘记了这样做是不合算的）。这里唯有良心与公理！如果伯当时不教养我，而去照顾自己的儿子，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