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得很，第一，我已经把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看穿了，我现在亲眼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天真烂漫的人，大家都欺骗他！他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所以我应该怜惜他。第二，我把这件事情委托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办理，但我有许多时候没有接到他的消息，因为我正在路上，后来又在彼得堡病了三天。刚才，在一小时以前，当他第一次和我见面的时候，他忽然告诉我说，他已经弄清楚了切巴罗夫的用意，有确切的证据，切巴罗夫就是我当初所推测的那种人。诸位，我自己知道，有许多人认为我是白痴，因为我素有随便把金钱给人的名声，所以切巴罗夫认为很容易骗我，他所依靠的就是我对于帕夫利谢夫的情谊。但是，主要的是——诸位，请听下去，注意听下去！——主要的是，我们现在忽然发现布尔多夫斯基根本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刚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告诉我这一点，还说他获得了确凿的证据。唉，你们会怎样想呢？！在发生了这一切情形之后，谁也难以置信！但是有确凿的证据！我还不相信，我告诉你们，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仍然怀疑着，因为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还没有来得及把详细情况告诉我。至于说到切巴罗夫是坏蛋这一点，现在已经是毫无疑问了！他把不幸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以及你们这些基于正义跑来帮朋友忙（因为他显然需要帮助，我也明白这个！）的先生，全都给欺骗了；他把你们大家都拖到敲诈的行为里面，因为这实际上就是欺骗和敲诈！”
“怎么是敲诈？……怎么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那怎么可能！……”一片喊声。布尔多夫斯基这一伙人陷入了极端的混乱之中。
“当然是敲诈！……如果布尔多夫斯基并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要求简直就是敲诈（当然，如果他知道真相的话！）。但是，事实上，是人家骗了他，所以我主张替他辩白，所以我说他这种老实的性格是值得怜惜的，不能不帮他一下；否则，他在这件事情里也成为一个骗子了。我自己深信，他一点也不明白内情！我自己到瑞士去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形，也喃喃地说出一些毫无联系的话语——想表达的意思却表达不出来……我明白这个；我很同情，因为我自己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人，我可以说这个话！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帕夫利谢夫的儿子’，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我仍然不改自己的决定，准备给他一万卢布，作为对帕夫利谢夫的纪念。我在布尔多夫斯基提出要求以前，就想提出用一万卢布作为小学校的经费，以纪念帕夫利谢夫。但是现在呢，用作学校的经费，或是交给布尔多夫斯基先生，都是一样的。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即使不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也差不多和‘帕夫利谢夫的儿子’一样。因为他自己受了很大的蒙骗，他自己确实认为自己就是帕夫利谢夫的儿子！诸位，请你们听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说话，让我们把这件事结束吧。你们不要生气，不要着急，请坐下！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立刻对我们解释其中的详情，说实在的，我自己很愿意知道一切细节。他说他还到过普斯科夫，见过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的令堂，她并没有像那篇文章上所说的那样，奄奄一息……你们坐下来，诸位，请坐下来！”
公爵坐下了，并且让从座位上跳起来的布尔多夫斯基一伙人也都坐下来。在最后的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内，他用急切的语调大声说，越说越激烈，越来越起劲，努力把大家的说话声和喊叫声都压下去，当然他后来对于一些脱口而出的话语和推测，也感到深深的后悔。如果不是那些人把他惹怒，不是那些人使他发火——他绝不会这样直率地、着急地表达他的一些猜测和过分坦白的话。然而他刚坐下来，心里立刻感到非常后悔。他公然猜测布尔多夫斯基先生有和他一样的病，就是他到瑞士求治的那个病，这未免“侮辱”了布尔多夫斯基先生，再加上又提出一万卢布的数目，不捐给学校而送给布尔多夫斯基，据他看这又是一个粗暴的、不谨慎的举动，等于施舍一样，尤其在大家面前说出来，这更加使他感到不安。“应该等一等，到明天再暗中向他提出来，”公爵当时想，“现在也许无可挽救了！是的，我是一个白痴，真正的白痴。”他心里这样想，既感到羞愧，又感到恼怒。
在这之前，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躲在一边，一言不发，现在经公爵邀请，才走到前面来，站在公爵身旁，开始平静而且明晰地报告公爵委托他办理的那个案件。所有的谈话顿时沉寂了。大家用异常好奇的心情倾听着，特别是布尔多夫斯基那伙人。
[43]拉丁文：发自肺腑！
[44]拉丁文：确实如此！
[45]德文：回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