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勒先生，您刚才告诉我们的事实是十分珍贵的。”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抢上去说，“我根据极为准确的材料，有充分理由来判断，布尔多夫斯基先生虽然一定非常熟悉自己的出生时代，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帕夫利谢夫旅居国外的情况。帕夫利谢夫先生在国外度过大半生，回俄国的时间一向很短。再说，他当时出国又不是二十多年后还会使人记得的重大事件，连帕夫利谢夫的亲友都不记得，更何况当时还未出生的布尔多夫斯基呢？当然了，现在进行调查不是不可能；不过，我应该说实话，我所调查的一切情况完全是偶然得到的，本来可能完全得不到。因此，对于布尔多夫斯基先生，甚至对于切巴罗夫来说，这种调查确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想去调查一下，也无从下手。再加上他们也完全想不到……”
“容我说一句，伊伏尔金先生，”伊波利特忽然很恼怒地打断他的话，“您唠叨这一大套话有什么用呢？（请您恕我直说出来。）现在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我们同意其中主要的事实，您何必啰啰唆唆讲一套烦琐的、气人的话呢？您也许想夸耀一番您的巧妙的侦查手段，对我们、对公爵显示一下您是一位多么优秀的检察官或侦探人员，是不是？或者您是想出来替布尔多夫斯基辩白，为他开脱，说他是由于无知才参与这件事情的，是不是？但是，先生，这太鲁莽了！我告诉您，布尔多夫斯基并不需要您的辩白和饶恕！他本来就很痛苦，这样一来就更加难受了。他的处境很尴尬，您应该看到，应该明白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