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觉得完成我的任务毫不费力，”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说，“是因为叫我一定讲出的是我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而不是讲述别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是用不着犹疑的：良心和记忆马上会指出应该讲述些什么事情。我很苦痛地承认，我一辈子有过无数轻佻的……也可以说薄幸的行为，其中有一件很沉重地压在我的心里，至今不能忘怀。大约在二十年以前，我下乡到波拉东·渥尔东采夫的家里去。不久以前，他被选为贵族团长，带着年轻的妻子一同回乡间欢度寒假。那时恰巧又遇到安菲萨·阿莱克谢夫娜的生日，所以决定举行两次舞会。当时，小仲马的优美小说《茶花女》非常盛行，在上流社会里轰动一时。据我看来，这部小说是不朽的佳作。外省的太太们一致赞美，至少那些读过这部书的妇人是如此。美妙绝伦的故事、处理手法新颖的主人公、精细分析的烟花柳巷，以及书中到处都有的那些迷人的情节（例如轮流使用红白茶花花束的情节）——总而言之，所有这些美妙的细节加在一起，令人倾倒。于是，茶花变得时髦起来，大家都想要茶花，大家都在寻觅茶花。我请问你们：在一个县城里，每个人都要拿着茶花出席舞会（就算舞会次数不多），那么，究竟可以弄到多少茶花呢？当时，彼卡·伏尔霍夫斯基，那个可怜的家伙，正因为安菲萨·阿莱克谢夫娜而患了相思病。我实在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什么故事，我的意思是说，他有没有追到她的确实根据？这个可怜的家伙像疯了一样，为安菲萨·阿莱克谢夫娜寻觅夜间参加舞会用的茶花。听说从彼得堡来的苏慈卡耶伯爵夫人（总督夫人的上客）和苏费亚·白慈伯洛瓦，一定会拿着白茶花的花束赴会。安菲萨·阿莱克谢夫娜想要弄些红茶花，大出一下风头。可怜的波拉东被逼迫得几乎发疯，他是当丈夫的，当然免不了受点罪。他一口答应要弄到一束茶花。然而，怎么样呢？在舞会的头一天，这束茶花却被梅奇柴瓦·卡德邻·亚历山德罗夫娜抢走了。她在每件事情上，一向都和安菲萨·阿莱克谢夫娜极力竞争，她俩是死对头。当然，太太歇斯底里了一阵，几度晕过去。波拉东的一番心血落了空。事情很明显，如果彼卡能够在这个微妙的时间从什么地方弄到一束茶花，那么，他的好事可能大有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女人的感激是无尽的。他东奔西钻，活像身上着了火，但是事情是办不到的，这也用不着说。在生日和舞会的头天晚上十一点钟，我在玛丽亚·彼得洛夫娜·左布柯瓦（渥尔东采夫的女邻居）的家里忽然遇到了他，只见他满面喜容。我便问：‘你怎么这样快活？’——‘我找到了！好极了！’——‘老兄，你真使我惊奇！在哪里找到的？怎样找到的？’——‘在叶克沙伊斯克（一个小镇，在二十俄里以外，不归本县管辖），有个商人，名叫脱莱伯洛夫，他满脸长着大胡子，很有钱，和老伴住在一起，他们没有孩子，只有一些金丝雀。老两口都爱花，他家里有茶花。’——‘哦，这个好像不太靠谱，万一他不肯给呢？’——‘我要下跪，他不给我，我就趴在地上不起来，我非拿到手不可！’——‘你什么时候去？’——‘明天清早，五点钟。’——‘好吧，祝你成功！’——你们知道，我很替他高兴。我回到渥尔东采夫家里。到了一点多钟，我心里还想着这件事情。我刚想上床睡觉，忽然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念头！我立刻跑进厨房，把马车夫萨魏里唤醒，给他十五卢布，告诉他说：‘半个钟头以内要把马车套好！’过了半个钟头，马车当然停在大门前了。人家告诉我说，安菲萨·阿莱克谢夫娜患偏头痛，发烧，而且说胡话。我坐上马车走了。四点多钟，我到了叶克沙伊斯克的客店内。我等待天亮，只是要等到天亮。过了六点钟，我就到脱莱伯洛夫家里去了。我如此这般说了一套，问道：‘您有没有茶花？老先生，老太爷，请帮一下忙吧，救一救我吧，我要给您下跪啦！’我仔细一看，那老头儿个儿很高，一头白发，一脸杀气，好不吓人。‘不行，不行！我绝不给！’我朝他跪下了，趴在地上不起来。——‘您怎么这样啊，老先生？您怎么这样啊，老太爷？’他有些惊慌了。‘人命攸关啊！’我朝他喊道。他说：‘既然这样，看在上帝的面上，您拿去吧。’我立刻把红茶花全都剪下来了！这花美妙极了！他家有一间小小的花室，里面都是这种花。老人看我剪花，一直唉声叹气。我掏出一百卢布来。他说：‘不必，老弟，你不要用这种方式来侮辱我。’我说：‘老太爷，既然如此，就请您把这一百卢布捐给此地的医院，作为改善病人伙食之用吧。’他说：‘老弟，这倒是另一回事啦。这是高尚的善举，上帝一定喜欢，我可以替您捐去，保佑您康健。’这位俄国老人，所谓地道的俄罗斯人，delavraiesouche[27]，我真喜欢他。我获得了成功，立刻欢天喜地地乘车回去；我绕着路走，免得在路上和彼卡相遇。我回到家后，等到安菲萨·阿莱克谢夫娜一醒，就把那束花送去。她当时的欢欣、感激和由于感激而流泪的情况，你们可想而知。波拉东，昨天还是那样垂头丧气、活像死人的波拉东，竟伏在我的胸前痛哭起来了！唉！自从建立婚姻制度以来，所有的丈夫都是如此啊！我不必多费唇舌，不过，提起那个可怜的彼卡，自从这件事情以后，他的恋爱完全吹了。起初我以为，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后，一定会杀死我，我已经准备和他碰头。但是，后来却发生了一件使我简直不能相信的事情：他晕过去了，晚上说胡话，早晨发高烧；他像婴儿一样啼哭，浑身**。一个月后，他病刚好，就请求调到高加索去。这简直成了重大的风流韵事！他在克里米亚阵亡，才算了结了这桩公案。当时，他的哥哥斯台潘·伏尔霍夫斯基当团长，立下很大的战功。说实话，以后的许多年，我都受着良心的谴责：我为什么，我有什么目的要这样打击他呢？如果我当时爱上了那个女人，那还情有可原。实际并不是这样，我只是一时好胜，要显显自己的本领，没有别的原因。假如我不从他手里抱走这束花，也许他至今还活着，也许很幸福，也许很成功，绝不会想去打土耳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