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信中到底提了什么建议，但是他每天、每小时都在那里写，一封接一封地写，显得十分焦急。有一天夜里，趁着没人的时候，我流着眼泪跑到他面前（啊，我是很爱他的！），对他喊道：‘您请求饶恕，向俄皇亚历山大请求饶恕吧！’其实我应该说：‘请您和俄皇亚历山大讲和吧。’但我是一个小孩，所以我很天真地说出我的意见。‘唉，我的孩子！’他回答说——他在屋内踱来踱去，‘唉，我的孩子！’他当时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只有十岁，很爱和我谈话。‘唉，我的孩子！我准备吻俄皇亚历山大的脚，但是那个普鲁士国王，但是，那个奥地利皇帝，我永远恨他们，而且……而且……你当然对政治是一窍不通的！’他好像忽然想起和谁说话，就沉默了，但是他的眼睛还长久地闪耀着金星。如果我把所有这些事实描写出来——我是目睹那些伟大事实的——如果我现在发表出来，那么所有这些批评家，所有这些文学的虚荣，所有这些忌妒、党派……不，我才不干呢！”
“关于党派这一点，您说得当然很对，我很同意。”公爵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轻声回答，“最近我也读过一本叙述滑铁卢战役的书，是沙拉斯写的。这本书显然写得很严肃，专家都非常肯定地说，作者非常了解情况。但是，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流露出以侮辱拿破仑为快的情绪，只要能够对拿破仑在其他战役上一切天才的表现提出异议，沙拉斯大概就会特别高兴。但是，一本严肃的著作是不应该如此的，因为这就是党派的精神。您当时在拿破仑皇帝身边服务，很忙碌吗？”
将军大为高兴。公爵的话是那么严肃而率直，使将军连最后一点不信任的心情也云消雾散了。
“沙拉斯！我也十分愤怒！我当时就写信给他，但是……我现在根本不记得了……您问我当时公务忙不忙，不忙！人家称我为少年侍卫，但是当时我并不认为这很了不起。再说，拿破仑很快就失掉了和俄罗斯人接近的希望，自然也会忘掉我的（因为他为了政治关系才和我接近……），如果他……如果他自己不爱我的话，我现在可以大胆地这样说。我的心倾向到他身上去了。我没有确定的职务，只是偶尔进宫一趟……陪皇帝骑马出游，也就行了。我擅长骑马。他在午饭前出游，随行的平常总是达武[73]、我、马木留克兵鲁斯丹[74]……”
“康斯丹。”公爵不知怎么，忽然脱口说出。
“不，康斯丹当时没有在那里；他当时去送一封信……给约瑟芬皇后[75]。但是，代替他的是两个传令兵，几个波兰枪骑兵……他的随员就是这几个，当然将军们和大将们不算在内，拿破仑时常带他们出去视察地形，部署军队，还互相商议……我还记得，常在他身边的是达武：一个魁梧的、肥胖的、冷静的人，戴着眼镜，露出奇怪的眼神。皇帝经常和他商议，很珍重他的意见。我记得，他们曾经商议过好几天；达武早晚都来，甚至时常辩论，最后拿破仑终于表示同意了。他们俩在书房里，第三个就是我，他们差不多不注意我的存在。突然，拿破仑的眼神偶然地落到我的身上。他的眼里闪出一个奇怪的念头。‘孩子！’他忽然对我说，‘你觉得怎样？如果我信奉正教，释放你们的农奴，俄罗斯人会服从我吗？’‘永远不会的！’我愤激地喊道。拿破仑十分惊愕。他说：‘我从这小孩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眼睛里，看出了全俄罗斯人民的意向。算了吧，达武，这全是幻想！再讲您的另一个计划吧。’”
“是的，不过这个计划也是一个坚强的意念！”公爵说，显然感兴趣了，“您觉得这个计划是达武所主张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