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这些人，虽然都是叶潘钦家的“家庭密友”，或是彼此之间的朋友，但实际上并不像公爵被介绍和他们相识时所想象的那样，他们既不是和叶潘钦家有很深的交情，彼此之间也并不亲密。这里面的一些人，永远不会承认叶潘钦家的人和自己是平等的。这里有些人，他们互相之间完全充满了仇恨。别洛孔斯卡娅老太婆一辈子也“看不起”那位上年纪的“显贵”的夫人，而那位夫人又很不喜欢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那位“显贵”，也就是那位夫人的丈夫，不知是什么原因，从叶潘钦夫妇年轻的时候起，就成为他们的保护者了，现在在宾客之中，也高居上座。在伊万·费道洛维奇看来，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伊万·费道洛维奇在他面前，除了崇拜和恐惧之外，没有另外的感觉；如果他有一分钟认为自己和那位大人物平等，而不把他奉为奥林匹斯山的主神，那他一定会真心实意地瞧不起自己，甚至认为自己不是人。在座的客人中，有些已经几年没有见过面，他们互相漠不关心（不是憎恶，也没有任何的情感可言）。然而现在相见以后，他们却好像昨天还欢聚一堂似的，彼此称兄道弟。不过，今天出席晚宴的人数并不多。除了别洛孔斯卡娅和那个老“显贵”（他当真是位要人）以外，除了他的夫人以外，贵宾中间还有一位体格十分魁伟的武职将军，他是伯爵或男爵，他的姓是德国人的姓。这个人沉默寡言，由于精通政务、学问渊博而有很高的声誉，他是那些“除了俄罗斯本身之外”万事皆通的高官显贵之一，五年来始终把“极其深刻”这几个字作为口头禅，而到将来，这句话一定会成为谚语，就是在社会底层中也会广为流传；他是那样一种高级官吏，在宦海中浮沉很久（长久得都有些奇怪），到死时一定爵位很高，差事很肥，金钱很多，他们没有什么赫赫的功勋，甚至对功勋还抱着一些敌意。这位将军是伊万·费道洛维奇的顶头上司，伊万·费道洛维奇由于感恩心切，甚至是由于特别的自尊心，也认为他是自己的恩人。不过那位将军却不承认自己是伊万·费道洛维奇的恩人，虽然很乐意伊万·费道洛维奇在各方面为他效犬马之劳，但他却保持着十分冷酷的态度。一旦有必要，哪怕没有太大的必要性，他也会将伊万·费道洛维奇立即撤职，调换他人。在座的还有一个老迈的、架子十足的绅士，好像是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的亲戚，其实根本不是；此人高官厚禄，出身望族，体格粗壮，十分健康；他好说话，甚至是出名的牢骚王（不过他的牢骚是完全无伤大雅的），他好动肝火，这也是出了名的（但在他身上，动肝火也是极愉快的）。他具有英国贵族的风度和英国人的嗜好（譬如喜欢吃带血的牛排，爱用马具和仆人，等等）。他是那位“显贵”的好友，博得了那位“显贵”的欢心。另外，不知为什么，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怀着一个奇怪的念头，认为这位老绅士（这人的行为有些轻浮，特别好色）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向亚历山德拉求婚。在这次晚会中，除了这些高贵人物之外，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客人，他们也具有极端完美的性格。除施公爵和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之外，以英俊出名的恩公爵也属于这一类人。此公善于勾引妇女，驰名全欧洲，现在虽然已经四十五岁，但仍然仪表堂堂，能说会道。他本来财产很多，但现在已经成了破落户。他通常旅居国外。在来宾之中还有些人，他们似乎组成了第三种特别的阶层，他们虽然不属于社会上的“不可侵犯的阶层”，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就和叶潘钦夫妇一样，有时让人在这“不可侵犯的阶层”里遇到。叶潘钦夫妇有一种惯例，他们虽然没有经常举行宴会，但在请客时总喜欢把上等社会的人物和比较下层的人们（“中等人物”的优秀代表）兼容并包，凑在一起。为了这一点，大家都夸奖叶潘钦夫妇，说他们对自己的地位有所认识，极为知趣，而叶潘钦夫妇听到大家的意见，也颇为扬扬得意。这天晚上，座上还有一位中流人物的代表，是一位工兵上校，此人极为严肃，是施公爵的知己朋友，也就是由他介绍到叶潘钦家来的。这位上校在交际场中沉默寡言，右手的食指上戴着一只很显眼的大戒指，极有可能是别人赠送的。在座的还有一个诗人，在德国出生，写的是俄文诗。他长得十分体面，所以把他介绍到上流社会里，是用不着担心的。他总是笑嘻嘻的，但不知为什么令人感到有些讨厌。他的年纪大约三十八岁，穿得十分讲究，出身于一个十分富有，而且极可尊敬的德国家庭，属于资产阶级上层。他善于利用各种机会获得上流人物的庇护，使他们始终宠爱他。他曾经从德文里翻译德国某位著名诗人的一部重要作品，他很巧妙地将这部翻译的诗作献给一位已故的俄国著名诗人，夸耀他和这位诗人有过深厚的友谊（有一类作家特别喜欢在刊物上发表自己和已故的大作家交往的逸事）。他是最近由老“显贵”的夫人介绍给叶潘钦夫妇的。这位夫人素以保护文学家与学者闻名，而且的确通过她所熟悉的权责，给一两个作家弄到过津贴，因为她很有门路。这位夫人年约四十五岁（对于她丈夫那样老态龙钟的人来说，还是个小媳妇呢）。她年轻时很有姿色，现在也跟四十来岁的女士一样，喜欢穿红戴绿。她的头脑不见得聪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文学素养。但是，保护文学家已成为她的一种癖好，正和她爱穿华丽服装一样。有许多创作的作品和翻译的作品都在扉页上写着呈献给她；有两三位作家得到她的许可，发表了他们写给她的、讨论一些重大问题的书信……现在，公爵把这伙人视为极纯的金币、成色十足的黄金，没有一点铜锡在内。而所有的这些人，在这次晚会中，也仿佛故意表现得十分高兴，带有自满的神情。他们大家都知道，他们的驾临是给叶潘钦夫妇很大的面子。然而，可惜的是，公爵并没有看出这其中的奥妙。譬如说，他并没有看出，叶潘钦夫妇在解决女儿的终身大事这样重要的问题时，就不敢不让公认为叶潘钦家保护人的老“显贵”看一看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那个老显贵就是听说叶潘钦夫妇倒天下的大霉，也会完全岿然不动的，可是，如果叶潘钦夫妇不和他商量，不征得他的同意，就宣布女儿订婚，那老头子非生气不可。恩公爵是一个态度温和、富有机智、十分诚恳的人，他自信好像太阳一般，今夜悬在叶潘钦家客厅的上方。他认为叶潘钦夫妇比自己低贱得多，正是由于他怀着这种坦率而高尚的念头，所以他对叶潘钦夫妇极端和蔼，露出友好的态度。他很清楚，这天晚上他一定要讲一个故事，博得大家的欢心，因此，他大动脑筋准备了一番。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听完恩公爵所讲的故事之后，就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听到像恩公爵这样唐璜式的人物，说得如此幽默、如此愉快、如此天真，而且如此动人。其实他哪里知道，这个故事已经老掉牙了；大人背得烂熟，在别家的客厅里已成为令人讨厌的破鞋了；只有在天真的叶潘钦夫妇那里，它又成为一件新闻，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物的即兴的、诚恳的、美丽的回忆！还有，那位德国诗人虽然显得特别客气和谦恭，但是他也几乎认为自己的光临是给叶潘钦家很大的面子。公爵却没有觉察到这种情况，也没有注意到任何的内情。连阿格拉娅都没有预料到这种不幸。今天晚上她显得特别美丽。三位小姐虽然不太华丽，但都打扮起来了，甚至打了特别的发结；阿格拉娅坐在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旁边，和他特别友善地谈话，还开着玩笑。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的举止似乎比别的时候稍微庄重些，这也许是由于尊敬显宦的缘故。不过，在交际场上大家早已认识他了；他年纪虽轻，但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了。这天晚上，他上叶潘钦家去的时候，帽子上缠着黑纱，为了这块黑纱，别洛孔斯卡娅还把他夸奖一番，说如果换一个爱交际的侄儿，在出席这种宴会时，是不会给叔父戴孝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也觉得很满意，但是总的来说，她好像有点担心。公爵看见阿格拉娅两次朝自己看，他觉得很满意。他渐渐地觉得太幸福了。他刚才那些“幻想”和顾虑（在他和列别杰夫谈话以后），现在时不时地突然想起来，简直是不现实的、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可笑的梦！（在整整一天之内，他的最主要的、无意识的愿望和冲动，就是想办法使自己不相信这个梦！）他说话很少，所说的不过是回答别人的问话，后来完全沉默下去，坐在那里，一直听着，显然充满了愉快的心情。他心里渐渐产生一种灵感，一遇到机会，就会爆发出来……他的说话是出于偶然的，也是在回答别人的问话，似乎并没有特别的用意……
[82]托马斯·莫尔（1478—1535），英国杰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著有《乌托邦》一书。
[83]拉丁文：我承认自己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