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看来，已经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不可原谅的，甚至是犯罪性的东西，这是一种荒诞的、愚蠢的、离奇的现象”！“第一，这个小公爵是一个有病的白痴。第二，他是傻瓜，没有见过世面，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把他拿出来给谁看？把他往哪里安置？一个不能容忍的民主派，甚至连个职位都没有，还有……还有……别洛孔斯卡娅会怎么说呢？我们为阿格拉娅所设想的、所计划的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丈夫吗？”最后一个论据当然最为重要。母亲一想到这里，她的心就哆嗦起来，充满了血和泪，虽说与此同时在这颗心里又有一种东西蠕动着，突然对她说：“公爵的哪一点不合您的要求呢？”唉，使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最头疼的，就是她自己心里的这些反对意见。
阿格拉娅的姐姐们一想到公爵，不知为什么心里很喜欢，她们也不觉得奇怪。一句话，她们随时有完全倾向到他那方面的可能。但是，她们俩决定保持沉默。叶潘钦家已经养成一个一成不变的习惯，那就是在全家争论某一点时，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有时反驳和抵抗越顽强、越激烈，便越表明她在这一点上，对大家的意见已经同意。但是，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是不能完全沉默的。母亲早已把她当作自己的顾问，现在时时刻刻都叫她进来，征询她的意见，主要是让她回忆一些往事，比如：“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谁也没有看见？为什么当时没有说？当时那个该死的‘贫穷的骑士’究竟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她——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一个人必须照顾一切，注意一切，预先料到一切，而别的人却马马虎虎、不闻不问呢？”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刚开始时很谨慎，只说父亲的意见她认为很对，因为叶潘钦家选梅什金公爵为东床佳婿，社会上一定会很满意的。她渐渐地兴奋起来，甚至说，公爵并不是“傻瓜”，从来也没有成为傻瓜。至于说到地位这一点，她觉得谁也不知道过几年之后，一个正人君子在我们俄国究竟从哪方面表现出来，是和以前一样，必须博取功名呢，还是在别的方面呢？母亲对于她这些话，立刻严厉地反驳，说亚历山德拉是“一个自由思想派，全是可恶的妇女问题在那里作祟”。半小时之后，母亲进城去了，又从城里到石岛去找别洛孔斯卡娅。别洛孔斯卡娅是阿格拉娅的干妈，她这时恰好在彼得堡，但不久就要离开了。
“老太婆”别洛孔斯卡娅倾听了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那一套发疟疾似的、绝望的自白之后，一点也没有被那弄得糊里糊涂的母亲的眼泪所打动，甚至带着嘲笑的样子看着她。这“老太婆”极端专横，在与别人交往中，甚至在多年的交往中，很不喜欢和对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她把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根本就看作一个protegée[81]，仍旧和三十五年前一样，怎么也看不惯被保护人那种鲁莽的、独立的性格。她说：“他们家里的人由于旧习惯作祟，似乎神经过敏，大惊小怪；她无论怎样倾听，还是不相信他们家果真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不如等一等，看以后怎样再说；她认为公爵是一个很正派的年轻人，只是身体有病，行为奇特，而且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最糟糕的是，他竟公然养个姘头。”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心里很明白，别洛孔斯卡娅因为自己所介绍的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没有成功，有点生气。她回到帕夫洛夫斯克去的时候，比离开时更加恼怒；回到家里，立刻就把气撒到大家的身上，并说“大家全气疯了”，只有她家的人干这种蠢事，任何人也不会这样做；她说：“何必这么忙呢？出了什么事情呢？无论我怎样仔细看，也不能断定，果真出了什么事情！等一等，看一看情形再说吧！伊万·费道洛维奇总是喜欢幻想，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呢？”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