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果仁没有回来，按铃也没人开门；他于是又按罗果仁母亲的门，门倒是开了，却也说帕尔芬·谢敏诺维奇不在家，三两天不会回来。使公爵感到难堪的是：人家还是用那种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这一次，他完全没有找到看院人。他于是又和以前一样，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向窗内看望。他在沉闷的暑热中走了半小时，也许还要多一些，但这一次并没有动静；窗户没有开，白窗帘一动也不动。最后他想，之前一定只是自己的幻觉，那些窗户显然已经非常模糊，很长时间没有擦拭过了，即使果真有人从玻璃向外看望，也是看不清的。当他想到这点时，觉得很高兴，便又上伊斯梅洛夫团去见教师夫人了。
教师夫人已经在家里等着他。她已经去了三四个地方，甚至还绕到罗果仁家里去过。可是，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公爵默默地听着，走进屋内，坐在沙发上，开始看着大家，好像不明白别人对他说什么。奇怪的是：他一会儿注意力很集中，一会儿忽然精神恍惚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据后来那家人说，那天他显出十分奇怪的样子，“也许当时已经完全注定了”。他终于站起身来，请求参观一下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住过的房间。那是两间又高又大、十分敞亮的房间，家具很讲究，价钱一定不便宜。据这些女士后来讲，公爵注视着屋内的每一件东西，看见小桌上有一本翻开来的、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法文小说《包法利夫人》，便把翻开来的那一页折叠一下，并要求把这本书带走。当时人家说这本书是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不能拿走，他也没听见，还是把书放进自己的口袋里了。他在敞开的窗户旁边坐下，看见一张牌桌，上面用粉笔画着许多字，便问：谁在这里玩过牌？她们对他说，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每天晚上和罗果仁玩“捉傻瓜”“五百分”“磨面粉”“惠斯特”“胜牌”等，各式各样的牌都玩。牌是从帕夫洛夫斯克搬到彼得堡来以后，最近才玩起来的，因为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总是嚷着说太闷，抱怨罗果仁默默地坐一整晚，也不说一句话，所以她时常哭泣。第二天晚上，罗果仁突然从口袋里取出纸牌，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就笑了，然后开始玩牌。公爵问：他们玩的牌在哪里？但是纸牌不见了。纸牌总是由罗果仁放在口袋里带来的，他每天带来一副新牌，然后又带回去。
太太们劝他再上罗果仁家里去一趟，再敲一次门，而且要敲得狠些。不过现在先别去，等到晚上再去。她们说：“说不定他会在家的。”教师夫人自告奋勇，傍晚前一定到帕夫洛夫斯克去找达里亚·阿莱克谢夫娜：那边会不会知道一点消息呢？她请公爵晚上十点钟再来，无论如何要来一趟，再商定明天该怎么办。然而，不管别人怎样安慰他、鼓励他，公爵的心里已经完全绝望了。他怀着无法形容的苦闷，步行回到旅馆。暑热难当、尘土飞扬的彼得堡，重重地压在他身上；他在粗暴的或喝醉的人们中间推搡着，心不在焉地注视着这些人的面庞，也许走了很多的弯路；当他走进自己房间时，差不多已经完全是黄昏了。他决定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到罗果仁家去，照那些女士劝他的那样做。他坐在沙发上，两肘靠在桌上，陷入了沉思。
谁也不知道他想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他担心的事太多了，并且痛苦而烦恼地感到自己的担心。他想起薇拉·列别杰娃；后来他又想，也许列别杰夫对这件事情知道一些，如果不知道，也会比他知道得快，而且容易些。后来他想起伊波利特，想起罗果仁去找伊波利特的事情。后来他又想起罗果仁本人：他想起最近在诵经的时候，之后又在公园里，他见过罗果仁，还有——就是在这儿的走廊里，罗果仁躲在一角，拿着刀子等待他。他现在回想起罗果仁的眼睛，当时在黑暗中望着他的那对眼睛。他打了个寒噤：刚才那个突如其来的念头，现在忽然又钻进他的脑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