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爵，难道您没看出他是一个疯子吗？”叶夫根尼·帕夫洛维奇朝他弯过身来，“刚才在这里有人对我说，他想当律师、想发表辩护演讲想疯了，并且想去参加考试呢。我想精彩的好戏还在后头呢。”
“我想得出一个重大的结论，”当时，列别杰夫喊叫起来说，“但是，让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罪人的心理状态和法律的地位吧。我们可以看出，罪人，也就是我的所谓当事人，尽管根本不可能找到其他可吃的东西，然而在他那有趣的生涯中却几次表示忏悔的意思，拒绝再吃僧侣。我们可以从事实上明显看出这一点。刚才我们还提到，他毕竟还是吃了五六个小孩，这个数目虽然比较小，但在另一方面也是值得注意的。他显然受到良心上可怕的谴责（因为我可以证明，我的当事人是一个虔诚的、有良心的人），为了尽可能减少自己的罪孽，就以试验的形式，六次将修道士的肉换成俗世人的肉。我说是以试验的形式，这也是无可置疑的。因为，如果只是为了改变口味，那么六个就未免太少了；为什么只是六个，而不是三十个呢？（也就是两种人各占一半。）但是，如果这只是由于害怕渎神和侮辱教会的绝望念头而做的一种试验，那么，‘六’这个数字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因为试验本来就不会成功，做六个试验就足以平息良心的谴责了。第一，据我看，婴孩太小，身体不大，所以在一定时间内，吃俗世婴孩的数目就要比吃修道士多三到五倍，所以罪孽虽然在一方面减少了，可是归根结底，在另一方面却增加了，不是在质上增加，而是在量上增加了。诸位，我这样判断，自然是深入了解十二世纪罪犯的心理了。至于说到我这个十九世纪的人，我也许另有判断的方法，这一点我应该通知你们一声，所以你们诸位也不必咧嘴笑我。将军，您这样是极不雅观的。第二，根据我个人的看法，婴孩没有养分，也许太甜，气味也难闻，所以既不能满足需要，又会留下良心的谴责。现在就是结论，就是结局，诸位，在这结局里包含着当时和现代的一个大问题的答案！结果，那个罪犯竟跑到僧侣们那里去自首，向政府投案。请问，按照当时的情形，他将遭遇到怎样的苦刑——是用车轮碾死，还是在火刑柱上烧死呢？或者是被扔到火堆里呢？又是谁促使他去自首的？为什么不在六十这个数字上打住，一直到死都保守秘密呢？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僧侣，过终日忏悔的隐居生活呢？还有，为什么自己不去充当僧侣呢？问题的答案也就在这里！如此说来，一定有比火柱和火焰，甚至比二十年的习惯更厉害的东西！如此说来，就有一种比一切不幸、歉收、折磨、瘟疫、麻风和整个地狱还要厉害的思想。人类如果没有那种使人们团结、指导他们的心灵以及充实生命源泉的思想，就不能忍受地狱的苦难。在我们这种罪恶和铁路的时代，你们把这类的力量拿出来给我看吧……我本来应该说轮船和火车的时代，但是我说成在罪恶和铁路的时代了，因为我喝醉了，不过我很公平！你们把联结现在人类的思想，哪怕只有从前那些世纪的思想的一半力量，拿出来给我看。再有，你们大胆地说，在这颗‘星’底下，在把人们捆绑住的这个网底下，生命的源泉并没有枯竭，也没有浑浊。你们不必用你们的繁华、你们的财富、饥荒的减少和交通的发达来吓唬我！财富是多了，但是力量减少了；联结的思想没有了；一切都松懈了，一切东西都显得没有力量，一切人都显得没有力量！我们大家，大家，大家都像没有力量！……但是，这已经够了！现在问题并不在这上面，而是在于要不要请诸位客人来吃早就给他们准备好的凉菜，尊贵的公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