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我们之所以定立语意界说，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移除歧义。歧义既然移除了，当然可以移除因此歧义所引起的种种混乱语言及思想。在我们与别人进行讨论时，如果我们从别人的反应中察出他对于我们所说的字义有所误解，我们就须立即停止下来向他解释，我们所说的某名字的意义，不是你借此字而联想起来的那个意义，而是什么什么意义，这种办法就是在下界说。我们把界说下好以后，再往前进，讨论也许比较顺利。如果不此之图，我们不顾对方是否真正弄清我们的意义，只顾自己像开留声机一样，往前开下去，那么这样的讨论，很少有好结果的。这……这有点像女孩子织毛绳衣，如果绳头纠结起来，她应该马上解开，再织。如其不然，她心粗或怕麻烦，只顾自己织下去。你想，她的毛绳衣会织成什么样儿？
“有一次，我听到两个人辩论。这个辩论系因讨论钞票问题而引起的。他们辩论的主要进行方式是这样的：
“某甲：‘我讨厌钞票，很脏。’
“某乙：‘哪里！新印的钞票不脏。’
“某甲：‘虽然是新印的，其脏与旧何异？’
“某乙：‘新的和旧的一样脏，这怎么说得通呢？’
“这两个人就这样辩论下去。我们看这样的辩论怎会有结果呢？只要稍肯用用头脑，我们立刻会发现，两人意见之所以相左，在语言方面，至少是由于用字不同所引起的。两人虽然同是用的一个‘脏’字，但甲之所谓‘脏’与乙之所谓‘脏’，意义各不相同：甲之所谓‘脏’意指“金钱万恶’这一类的价值判断，乙之所谓‘脏’意指“衣服污秽’这一类的事实判断，既然如此，所以尽管两人都用同一字，其实是各说各的，没有碰头，这样的辩论毫无意思。如果甲乙二人之中，有一稍有思想训练，立即察觉二人之所以话不投机，系因同用一字而意义不同之故，他们立刻停止下来，整理语言工具，各人把所用‘脏’字之意义弄清楚，那么，这场辩论就不致弄得如此之糟了。……”老教授抽口烟，沉吟着，“……我在这里所举的例子，只是最简单的情形，碰到复杂的情形，例如哲学的讨论，结果一定更严重，所以我们更需要语意界说来帮忙。
“第二，调节意义范围。在我们用名词时，如果原有用法或意义太狭或太宽，我们必得借语意界说来重新调节一下，在学术范围中常需如此。例如，‘哲学’一词，用久了以致太宽泛，很需要把它的意义弄窄一点；窄一点，就严格些。又例如，‘民主’一词，许多人认为只指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意义似乎太狭，我们可以把它加宽：意指一种态度，或一种生活方式而言。常识中的‘能力’和‘热’这些字眼富于意象和美感，不合科学之用，物理学家使用之时，必须重新加以界定。如未重新界定，则物理学的‘能力’概念根本不能显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智能’‘羞恶’‘本能’诸字眼，尤须重新界定，方合科学之中。其他这类对字眼松紧的例子很多，只要我们留心，便不难碰到。
“第三，增进新意义。新事物出现而有新名词时，我们也得借语意界说来规定该名词之新意义。或者说，当原有名词不足以表达一新经验时，我们便需新立一语意界说。例如，‘熵’，物理学家就替它下了界说。‘航空母舰是作为航空基地的舰只’这个界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没有的。
“第四，保证推理之一致。科学不仅需要一致采用的名词，而且需要从此名词出发所作之推理为大家公认。只有从无有歧义的和精确的名词出发，我们才可作无误的推理。许多思想上的错误，系由推理错误所致；而推理之错误，在起点上，一部分系名词的意义不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