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还在瓯江上游移的时候，就能看到矗立东西两峰之巅的双塔，这是温州的标志，自建成伊始至清光绪年间，它们作为“灯塔”引导过往船只。而灯塔，一直赋予海上人希望。
生活的束缚是一种常态，时刻向我们发起攻击—我成了那个被万般叮嘱要小心的孕妇，尽管我步履轻快，毫无孕相。正因生活的逼仄构造，我们才对灯塔投注了辽远的怀想，那束孤独的光可以洞穿此刻的迷茫。
回到杭州后，我马不停蹄地去了一趟富春江边。
因为《富春山居图》，富春江笼罩着一层超然物外的仙气。峰峦坡石，云树苍苍，疏密有致，景随人迁，人随景移，这里一直是中国文人心中理想的隐居之地。经过了这一场御风而行，抵达酒店“方外”。“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连酒店名字也带着一份诗意。
我住的房间叫花青，“花青”指的就是门口的枫树。方外的礼士解释，因为枫叶里含有“花青素”，它和叶绿素正好相反。随着天气转凉，枫叶中花青素的含量逐渐增多，从而使树叶变成红色。
高贵的人才分得清季节啊。
彼时我正在学日语。说好听点是胎教，说功利点是幻想能给孩子一个日语环境，尽管我不能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强加于她。
对于日本人，季节感是评判一个人出身和气质高贵与否的试纸。因为，只有良好的教育、安稳的环境，才能培育出足够敏锐的对季节的感受和表达。在不少日本古典文学作品里，主人翁的那种优越感，不只建立在作者的出身，还来自他们对于季节感的敏锐度。
不知道这趟旅行算不算胎教。
怀孕7个月
十二月初，怀孕七个月的时候，由于工作需要和不安分的心，我乘坐高铁前往九华山和南京，前后一周的时间里，每天步行两万步。
九华山和普陀山都位列四大佛教名山，前者是地藏道场，后者是观音道场。如果说，观音信仰能减轻现世苦感，弥勒、阿弥陀信仰能维持对来生的憧憬，地藏则管得宽泛得多—既管生前，也庇护死后，被广泛供奉，就算在民间庵堂里，也可以看到他和城隍、土地信仰交融在一起。
普陀山的佛顶山尚且能靠老陈一句“你可以的”顺利登顶，九华山就不是“走走就能走到”的了。九华山景区分散，索道线也多，分别通往天台、花台和百岁宫。比如天台峰，海拔1306米，光是坐索道上山单程就需要十二分钟。下了索道还得再靠双腿往上爬，腿脚好的，一个来回也需要半个多小时。我挺着个大肚子，要是没索道，就不太有信心了。
索道和步行并行，肉身宝殿的八十一级陡峭台阶我硬是慢慢踱了上去。在肉身宝殿，因为发了一条朋友圈，我收到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的信息，她说，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孩子没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回道“正好在肉身宝殿，我为你祈拜一下吧”。其实，我也怕，尤其是离开城市来到山里，远离医院的时候，“头三个月过去就安全了”不是真的，没人敢为生孩子这件事打包票。下山回到酒店到吃晚饭之间还有一段时间，我被强行要求躺下休息。只觉胎动无比频繁，大概是离开熟悉的环境后的兴奋，这会是一个喜欢新鲜事物的孩子吧，我想。
“带着”如意游山玩水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十二月中旬，进入孕晚期。远的、穷的地方不敢再去，一切以“晚上能否顺利叫到出租车”为标准。每天的活动就是散步，偶尔爬山，以及基础运动，比如那些有助于顺产的动作。
我后来看到粲然写过一个关于肚子鼓鼓的浪花的故事，虽然写的是分离，但浪花特别像那时候的我—对每一朵浪花来说，环游世界都是它们至高的人生理想。可是，鼓起肚子的浪花却走得很慢，每翻过一块岩石、辗转一个岬角、穿越一片海峡，都得小心提防、畏首畏尾、啰里啰唆，一点都不像无边大海里自由奔腾的浪。
我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承担每一步旅程，虽然潇洒，总也会心有不安。如今这个时候，我不能再出去浪了，就想着快点见到这个小玩意儿，你来到世界上，我们才可以一起继续玩耍啊。
有天夜里，好友马瑶发了个高木直子《新手妈妈的头两年》的图书链接来，评论里很多人都提到“想到高木突然结束了那么多年的单身生活，总感觉非常不可思议”。我突然想，是不是很多人也没法接受有了娃的我呢？所有人都在说“最后一个单身文艺青年的榜样倒了”。
“一个人”系列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告一段落，但两个人、三个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