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为一个虔诚的新教基督徒，他对于中国的佛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的描述和分析不可能是非常客观和不偏不倚的。他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一书中写道：虽然有些中国人做了坏事，怕受到报应，不敢上寺庙烧香，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恶人还是厚着脸皮去寺庙烧香的。紧接着他就补了一句：“说谎和发假誓是所有异教宗教的特征。”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在基督教教会里也是屡见不鲜的。盖洛在书中对于佛教和道教内部的腐败所做的揭露，以及对于迷信的抨击，从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应该说基本上还是正确的。然而每当他把中国的宗教跟西方的基督教做对比时，其对基督教的宗教热忱和对中国宗教的偏见便暴露无遗。在考察中国十八个省府的旅途中，他在成都见到很多道教和佛教的寺庙被政府征用改建成学校时，便联想到在意大利和法国这些欧洲国家里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会也正在失去其往昔的权威。于是他便发了下面这些议论：
然而（道教和佛教的）寺庙跟我们的教会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前者本身从来就没有过任何神圣的东西，即缺乏神圣的本质，并且向来被用作各种不同的用途，尤其是作为临时的旅店。
他这么说在当时可能还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对于一个现代的读者，尤其是道教徒或是佛教徒来说，这样的观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盖洛可能对道教和佛教持有偏见，但他所拍的老照片中还是给各地的寺庙、道观、和尚、道士留了很大的篇幅。盖洛亲自前往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采访道教首领张天师以后，给他拍摄了一张罕见的照片。
其次，作为以探险、旅行和演说为主要职业的人文地理学家，盖洛在历史研究和文学、文化研究等方面并没有经过系统而严格的学院式训练（在当时的美国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汉学学术训练），同时要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处理一个规模过于庞大的题目，也难免会犯一些初级的错误。例如中国古代的皇帝都有自己的年号，这些年号跟皇帝的名字是有区别的。“元符”是宋哲宗的年号（1098—1100年），“河清”是北齐武成帝的年号（562—565年），可是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中，盖洛分别把前者误解为人名，而把后者误解为“黄河变清”。还有一种情况是不同皇帝的年号有时候听起来十分接近，如明世宗年号“嘉靖”（1522—1566年）和清仁宗年号“嘉庆”（1796—1820年）前后相差近300年，但在同一本书中，盖洛将《长沙地方志》原文中的“嘉庆十五年”（1810年）换算成了“1536年”（即“嘉靖十五年”）。
实际上，这些错误很可能是由盖洛的助手翻译得不严谨所造成的，但是作为在扉页上署名的唯一作者，盖洛还是应该对这样的错误负全部的责任。这就引出了下一个相关的问题，即盖洛的汉语造诣。
跟丁韪良等长期居住在中国的汉学家或传教士不同，盖洛似乎并没有真正掌握汉语这个研究中国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因此在其整个对中国的考察和对地方志、谚语和通俗文学的研究过程中，他都不得不依赖于朋友、翻译、助手和向导的帮助。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在各个环节出现错误的机会。
正是由于盖洛最初来中国考察时具有教会的背景，在书中说过一些要依靠基督教来改造中国的话，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著作被打入冷宫，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他考察中国的情况和所发表的作品。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首先来到中国徒步考察长城和漂流长江、黄河的外国人有不少是通过他的作品而对中国产生兴趣的。要想在世界文化中开辟一个中国的视角，我们中国人首先要有一种开放和容纳百川的胸怀，要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点，以及正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看法。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今天对盖洛考察20世纪初中国人文地理的著作进行研究应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