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修道出版的谚语经过林辅华()的增订,于1926年再版。林辅华起初在汉口传教和在长沙的协和神学校任教,1926年又调往位于上海的广学会担任编辑工作。他是盖洛的朋友,曾经向后者提供过有关武汉新式教育发展状况的信息。
从收集和出版中国谚语的时间和数量这两点来看,盖洛的工作与上述几位先驱者相比似乎有些相形见绌,这也许就是他不将其收集的谚语专门结集出版的原因。然而我们认为,盖洛在书的页端上印谚语的方法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醒目的效果。在阅读这些文本的同时,读者无时无刻不意识到单数页页端印着的那些中国谚语的存在。它们言简意赅,质朴平实,然而非常吸引眼球,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回味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传记作家威尔逊显然是受到他这种做法的感染和影响,也喜欢在传记每一个章节的前面都附上一句中国谚语。
在盖洛的书中,还收录和引用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所谓通俗文学,就是那些通常印刷粗糙,售价低廉,为广大下层人民所喜闻乐见,但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作品。盖洛对这些作品感兴趣,是因为它们能够帮助他了解社会的底层。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描述济南的章节中,作者专门提到了这些作品:
然而当文人圈子中的人向孔子顶礼膜拜之际,总是存在着另一个识字阶层,他们的阅读兴趣是不以“文化”为转移的,而且那些廉价的书坊总是准备刊印一些迎合他们趣味的书。《天路历程》和《司布真布道文》在文学史和著名出版商的书单中是找不到的,但它们在小贩的地摊上卖得很快,就连德莱顿作品的销量也无法跟它们相比。布兰克的杂志也许没有永恒的价值,但其销量会使黑格尔和朗费罗感到汗颜。我们决定搜索一下这个大省府为老百姓所提供的真正的精神食粮。我们逛遍了这儿的书铺,结果买下了大量的图书。
从体裁上分析,盖洛收集的通俗文学作品中包括了小说、传说、故事、童谣、民谣、催眠曲、墙壁诗,等等。在考察长城的旅途中,盖洛偶尔在他下榻的嘉峪关旅店墙上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诗歌作品,便将它们抄下来,并用于《中国长城》一书之中。后来当他来到开封时,又在一个存放着149个宋代名人牌位的殿堂里看到一首写在墙上的诗歌。当然,他又将它抄了下来,并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中提供了该诗的两种译文。这样的作品具有自生自灭的特性,其原文很多都没有被保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盖洛书中的英译文文本就成了它们唯一的载体。
四
尽管盖洛主观上的确是想通过各种努力来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受到时代和个人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盖洛在其书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跟其他许多早期西方汉学著作一样,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学术标准来衡量的话,不难发现他书中的缺陷和错误,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