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在其序言中也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并且预言：“这些文献必将成为一个汉学研究图书馆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盖洛为收集地方志所做出的努力。在上述这本书出版以后，盖洛又再接再厉，开始为他的下一本书《中国五岳1924》收集素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盖洛不得不两次推迟对中国的访问，然而他却在研究中国的典籍上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他的传记作家威尔逊告诉我们，盖洛于1916年12月30日写信给他在北京的朋友惠志德博士（），向他索要描写五大名山的“地方志”。后来在《中国五岳1924》一书中，盖洛果然从《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泰安府志》等各种中文素材中引用了大量的图片、地图和文字资料。他的这种努力受到了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Giles）[4]的高度赞誉：
我认为，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引自中文素材的译文。书中所引用的大量文件中包括了诏令、序言、日记、传记等，这些材料以前从未见诸任何其他出版物，其中有些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们对于学者非常珍贵，普通读者对此也会颇有兴趣。显然完成这本书需要极其繁重的工作量和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它是你所写的最好的一本书。
我们完全赞同翟林奈颇为专业的评论，盖洛对于中文地方志的重视和研究在西方作家中确实是比较少见的，这也是他的著作具有学术价值的一个突出特征。
中文地方志为盖洛提供了有关各地区当地历史、地理构造和文化习俗的大量细微而翔实的信息。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中，他充分利用了这一资源来描述长沙的自然地理和城池建设、成都的物产、北京的政治史、杭州名称的演变、广州的人物传记、太原的轶事传说、安庆的地方诗歌、西安的家庭礼仪、济南的赋税制度、南昌的灾祸和迷信，等等。因为地方志跟别类注重系统性的书籍不同，往往是跟这个地方有关的东西，事无巨细，照单全收。以《昆明县志》为例，书中的各章节内容就分为“疆域”“山川”“风土”“物产”“建置”“赋役”“学校”“祠祀”“官师”“贡物”“工业”“艺文”“家庭”“闺媛”“古迹”“祥异”“冢墓”和“杂志”。
盖洛在该书中对地方志中的“祥异”，即超自然现象，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他所引用这部分内容的频率仅次于政治史。在这些超自然现象中，有一部分如彗星、地震和气象等使古代人感到困惑，但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的自然现象。这些记载，由于有确切的日期，对于科学家和学者来说是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的。然而其他大部分的“祥异”内容都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故事。这些材料若在人类学家手中，可能会给《金枝》一类的书增添不少素材；然而盖洛选择这些材料是为了要说明中国人心态中根深蒂固的迷信。他把“风水”和“祥异”归类为“迷信和偏见”，并且宣称：“迷信和偏见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毒药。”他的这种说法在当时可谓是一针见血的。迷信和偏见的对立面，按照盖洛的观点，是科学和信仰，当然这里指的是基督教信仰。从这一深层意义上来看，盖洛对于迷信的猛烈抨击实际上又跟西方在华传教事业具有一定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