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方人来写中国，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在1842年中国的门户被迫对西方开放之前，能够进入内地的外国人可谓凤毛麟角。而且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与民族之间方言繁杂，况且当时盗匪出没，交通十分不便，所以即使在门户开放之后，西方人要真正做到周游神州大地，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这些还不能算是阻碍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真正障碍。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博大精深，各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与西方人相去甚远，在中国长期闭关自守、东西方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要想打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障碍，又谈何容易！故而，在盖洛之前虽然也有相当数量有关中国的游记和论著问世，但是真正能够准确把握华夏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客观反映神州大地人文地理全貌的著作可谓屈指可数。而绝大部分作者往往受到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局限，要么钻到故纸堆里，靠第二手的材料来编织这个东方古国的神话，要么就凭借自己浮光掠影的印象和即兴的想象发挥，来描述一个不甚准确，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的中国形象，颇有点坐井观天的意味。例如，作为奇西克皇家园艺学会温室部主任的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钧（RobertFortune），他自1843年起曾四次来华调查中国茶叶的生产、栽培和制作的情况，并先后出版了至少五部有关中国的游记。其中第一部书名为《华北诸省漫记》，可是茶叶怎么会跟华北诸省有关呢？假如你有兴致耐心读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儿所说的“华北诸省”原来并非指河南、河北或山东、山西，而实际上是指江苏、浙江和福建等产茶的省份。
早在19世纪初，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就已经发现，在有关中国的早期论著所描述的情况和他所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之间有很大的反差和距离。在其于1832年创刊并主编的《中国丛刊》首期发刊词中，他就大声疾呼要以该刊物为平台，向西方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裨治文认为，关键就在于要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的田野调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西方作者应给予中文典籍和方志以足够的重视，因为那里面包含了大量翔实可靠的信息；另一方面，还必须以实证的精神，对中国的地理、气候、矿产、农业、渔业、商业、宗教和社会结构等做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无论多么微末的细节都不能忽视，都要认真加以记录，只有这样才能帮助西方人准确地了解这个古老帝国的状态和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