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述是王阳明先生47岁那年的四月至48岁那年的五月，一年间王阳明先生的讲学和事迹。这一时期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但其论说却是阳明学说里面颇为重要的内容。因为《古本大学》和《传习录》是阳明学的代表性典籍，《朱子晚年定论》是论难的焦点。虽然以上三本书籍并非都是发端于这一年，但是它们都在此时相继发表，因此应当看作此时时机已经成熟。
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王阳明返回京师，并着意建立学校。
王阳明认为所谓的民风不善，主要是由于教化未明而引起的。这个时候四方盗贼之患刚刚被平息不久，民困也渐次平息，与之相应的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一一尽举，姑且就选择其中浅近易行的，开导训诲。王阳明先后颁发数道告谕，分发到南、赣所属各县父老子弟手中，互相告诫勉励，命令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在出入街道的时候，如果有长官或者学者出现，其他的人都要拱立为敬。王阳明先生或赞赏训诱之。时而久之，市民都知道了冠服礼法，辖内朝夕歌声，达于委巷，雍雍然出现以礼让为美德的大好局面。
五月，王阳明上奏设和平县。
六月，王阳明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荫子锦衣卫，世袭百户。
期间王阳明再次辞免，皇帝不允。
《古本大学》
曾记得王阳明在龙场驿时，怀疑朱子的《大学章句》并非最本旨的含义，于是手录古本，伏读精思，方始信圣人之学原本是那般地简易明白。其书只有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至是录刻成书，在旁边添加注释进行解释，还给刻本亲自写了绪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传于日本的《古本大学》如今藏于京都府厅，其他亦有数种版本流传当世。
《朱子晚年定论》
王阳明先生又刻《朱子晚年定论》，他亲自为刻本作序，原文略道：
昔谪官于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证诸《六经》《四子》，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久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乎？及官留京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好胜之心以附和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而当世之学者，囿限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予既幸自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议论，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吾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于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
在这里我们可以窥探王阳明先生编撰此书的初衷。
在《与安之书》中，他这样写道：
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环绕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耳。门人辈近刻之雩都，初闻甚不喜，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等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褊心，将无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这就是王阳明先生付梓《朱子晚年定论》时的初衷所在。
按语：明代儒者罗整庵质疑《朱子晚年定论》，清朝的陆陇其、陆世仪等人极尽反驳朱熹的学说。然而王阳明先生编撰《朱子晚年定论》则是想要简化朱子的学说，并取其“主心”的部分，并不是限定何时开始是其中年，何时开始是其晚年。所以按照年、月时段的考证来责难王阳明先生的人只是不了解他的用意罢了。在此没有必要一一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