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学问系统有可能源自于陆象山，其相同点甚多毋庸赘言，其中的“心即理”学说尤其从陆象山学说所得处甚多。但是陆象山学说最核心的就是“心即理”，换言之，陆象山学说即建立在“心即理”学说的基础上，王阳明的学说如果摒弃“心即理”一说也是无从谈起的。由于这个缘故，吾人要了解王阳明的“心即理”说，必然不能撇开陆象山的“心即理”学说。然而，由于时代性质和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其二人的学说用语上的巨大差异自然是不言自明的。
首先对“心即理”的含义进行简要的解释。“心即理”的真正含义并不是肤浅的“心”就是“理”的意思。我们常说的“心即理”即认为心理合一，二者是异语同义，“心即理”的理论基础是物我一体论，即身、心、意、知、物是浑然一体的，是不可以相互独立的存在的。
王阳明先生将“心即理”作为其心学的立言宗旨。他说：“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王阳明指出，心即理，理即心，心理为一，主体即本体，离心求理则无理，遗理求心则无心。以此反对把心与理分二的观点，从此角度来看，这是对陆九渊思想的一种继承。
王阳明先生又在“心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良知者心之本体”的思想，把良知与心互相等同，认为心的本然状态即是良知，并指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以更具主观认知功能的良知来取代天理在其心学体系中的地位。进而强调“致良知”，以发挥心本体的主观能动作用，把本体与工夫结合起来，集本体论、认识论、道德修养论为一，这就丰富并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体系。
事实上，世人经常会误解“心即理”的字面含义，将本心和私心混淆起来进行理解，认为二人的学说只是如“二二相加即为四”的简单累加，并无端连累到陆王二子的学说，且此倾向常演不歇。这种观点其实是对陆王二子学说的无意背离，甚至无异于毒害世间。这只能看作是浅学之徒的误解而已。当然也有称作是专家的人对此学说人为地进行刻意曲解，对陆王二子进行蓄意诬陷，这全是他们自身的过失罢了。由于王阳明倡导心即理的学说，因此与朱子的即物穷理学说并不相容，朱子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各具自理，因此应当从经验主义的角度结合其学说对世间万物的理展开进一步研究。详而言之，吾人日常所为种种事项，即便是一草一木皆含有其自身之理，如要求之，必然要依靠于相关知识资料。譬如说，对君的忠、对亲的孝便同此理，首先是从经验上、书籍中的忠孝或者通过师友的言传身教来体验，客观上还要充分明白忠孝的定理，然后精密地区分究竟何为忠、何为孝，这个认识过程就是所谓的心外有理说。
但是王阳明的学说与此大不相同。王阳明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不必尽求其理，事物之理已在吾心具备，如我等求心外事物之理，在事物之理不存时，吾心仍能善做吾人之事，显示出标准，此种情况下，是做法正确，错误的情况下，事情便不可为。
这是王阳明学说和朱子学说一个重要的相异之处。
白鹿洞门人聚义
这年五月，王阳明打算抽空回故乡一趟，于是就约了座下的门生们聚集到一起，再一次好好地探讨下阳明学的要义。
在此间，王阳明先生曾写书信敦促弟子邹守益（字谦之）道：
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区区归遁有日。圣天子新政英明。如谦之亦宜束装北上，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
（参见《与邹守益书》）
王阳明此时热衷于讲学的情景由此可见一斑。
孝宗弘治十五年（比正德辛巳早二十多年）春，湛甘泉在避地发履冢（地名）下，经常与霍兀崖、方叔贤在此聚集，然后整日闭门不出，来探讨学养。
湛甘泉是陈献章白沙先生的弟子，比王阳明大了6岁。其为学自成一家，所以与王阳明可以共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