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一年的正月十六，王阳明抵达赣州的就职所在地。到任后，他终日开府办公，命令下辖地方公平分派救灾物资，招抚流民，还在大堂之前树立了两个匾额，上面分别刻上：
求通民情
愿闻己过
侦识奸贼
汀漳地方有两个名叫詹师富、温火烧的土匪头目，他们占山为王多年，气焰极其嚣张跋扈。于是王阳明与湖广、福建和广东三地的地方士绅协商，约好了时间一起发动征讨。
有一点王阳明起初有所忽略，那就是在赣州这个地方，官兵中很多人与这些匪徒暗中有所来往。这些人接受土匪们的贿赂，给土匪们通风报信，于是就经常出现这样的状况：官府还没有开始采取行动，敌人就已经知道官府的动向，早早地便做好了防范。
在王阳明的府衙就有这么一位老衙役，十分狡黠奸猾，经常从事这样的勾当。王阳明通过调查得知这一情况后，把老衙役叫到自己的卧室里面，对他说：“你暗中通贼，给他们通风报信，这已经是犯下了死罪。如果你能洗心革面、戴罪立功的话，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老衙役立刻求饶。王阳明便命令他供述出奸贼们的名单和最新动向。老衙役也深知自己所犯的罪行，立刻口头求饶，表示愿意合作，于是很快把奸贼的名单如数供出，还把土匪们的最新情报报告上来。
老衙役的反水，使得王阳明剿灭贼匪的计划势如破竹，他也按照之前的允诺，赦免了老衙役的罪行，从而争取到了获得胜利的主动权。
诚然，当时的政治局势复杂多变，不仅贼匪横行，很多受灾的良民也夹杂其中，于是土匪和良民互为杂糅，很难区别出来究竟谁本来是土匪，而谁又本是良民，即便会用兵打仗的谋略之人对之也是束手无策。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官员的随机应变之才略了。前已周知，王阳明先生是文臣出身，虽有志于武举治国，但是他仍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出台温和的法治政策。这也正是王阳明的过人之处。
十家牌法
对于土匪的不断侵扰，王阳明日思夜想，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推行“十家牌法”政策。
王阳明“十家牌法”的主要内容为：每十家划分为一牌，每户门前又设置一小牌，查实造册报官备用。规定每日每人执牌挨户察纠情况，如有异变随时报官。如有隐匿的情况发生，处于同一牌的十户人家都会连坐。具体内容如下文：
本院奉命巡抚是方，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所限才力短浅，智虑不及；虽挟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于民者，皆有以告我，我当商度其可，以次举行。今为此牌，似亦烦劳。尔众中间固多诗书礼义之家，吾亦岂忍以狡诈待尔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尔良善，则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体此意。自今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意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体吾意，毋忽！
（参见《十字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
王阳明的“十家牌法”政策很快达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与日本的“五人一组制”如出一辙。“五人一组制”兴起于日本的江户幕府时期，它是基于当时，为了更严格地管理全国内的村落，在日本最低级别的行政组织——村落中建立的自治组织形式。大概就是将近邻的五户人家编为一组，互相负有连带责任。他们不仅要一起预防火灾、盗贼，抵抗天主教，还要互相担保纳贡，互相扶助，如同常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十家牌法”规定极其严密，实施也非常严厉，而且王阳明还辅助性地制定了《谕俗四条》，具体内容如下。
谕俗四条
第一条：为善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爱之，朋友乡党敬之，虽鬼神亦阴相之。为恶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恶之，朋友乡党怨之，虽鬼神亦阴殛之。故常言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