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州之事，尚未及会议审处。然臣沿途咨访，颇有所闻，不敢不为陛下一言其略。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诛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则前此当事诸人，亦宜分受其责。盖两广军门专为诸瑶、僮及诸流贼而设，事权实专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诸蛮。夫何军政日坏，上无可任之将，下无可用之兵，有警必须倚调土官狼兵，若猛之属者，而后行事。故此辈得以凭恃兵力，日增桀骜。及事之平，则又功归于上，而彼无所与，固不能以无怨愤。始而征发愆期，既而调遣不至。上嫉下愤，日深月积，劫之以势而威益亵，笼之以诈而术愈穷。由是谕之而益梗，抚之而益疑，遂至于有今日。今山瑶海贼，乘衅摇动，穷追必死之寇，既从而煽诱之，贫苦流亡之民，又从而逃归之，其可忧危奚啻十百于二酋者之为患。其事已兆，而变已形，顾犹不此之虑，而汲汲于二酋，则当事者之过计矣。臣又闻诸两广士民之言，皆谓流官久设，亦徒有虚名，而受实祸。诘其所以，皆云未设流官之前，土人岁出土兵三千，以听官府之调遣；既设流官之后，官府岁发民兵数千，以防土人之反复。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设流官，十八九年之间，反者数起，征剿日无休息。浚良民之膏血，而涂诸无用之地，此流官之无益，亦断可识矣。论者以为既设流官，而复去之，则有更改之嫌，恐招物议，是以宁使一方之民久罹涂炭，而不敢明为朝廷一言，宁负朝廷，而不敢犯众议。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于国而庇于民，死且为之，而何物议之足计乎！臣始至，虽未能周知备历，然形势亦可概见矣。田州接近交趾，其间深山绝谷，蛮贼盘据，动以千百。必须存土官，藉其兵力，以为中土屏蔽。若尽杀其人，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自撤藩篱，后必有悔。
（参见《王阳明全集》）
在朝的诸位大臣商议了王阳明的奏折，决定采用王阳明先生的建议，决议如下：
“王阳明大人才略素优，他所提出的建议必然自有道理。很多事宜难以未卜先知，俟待根据当地的实际风俗人情，随机应变地采取措施，这样才能保证辖地经久无患。凡是事有宜亟行的情况，听任王阳明大人因地制宜自行举措，全权负责，把问题都解决彻底，以免留下后患。”
由此可见，王阳明先生的才略已经为朝野上下所熟知与认可。
抒怀文德大化
想当初，朝廷下旨任命王阳明为两广总督，王阳明却上书请求辞官。奏疏如是写道：“如若非要让我做官的话，就做个像在南京、北京的太常国子的职位。”这样的请求当然不会得到许可。
后来，王阳明在写给黄绾的信（《与黄绾书》）中写道：
往年于（朱）宸濠乱之赴义将士，功久未上报，人无所劝，再出，何面目见之？且东南小贼，特疮疥之疾；在朝百辟谗嫉朋比，此则腹心之祸也，大为可忧者。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后？大都君子道表，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气自复。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气，药石固当以渐也。
他又说道：“思、田二州之事，本无紧要，只为从前张皇太过，导致到了后来难以收拾。今必得如奏中所请，庶图久安，否则反复也是不能预知的。”
黄绾是王阳明先生的亲戚，也是王阳明的前辈，因此，他写给黄绾的信就表达了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随后，王阳明也给方献夫写了一封信（《与方献夫书》），信中写道：
今圣主聪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养君德，端其志向，于此有立，是谓一正君而国定。然非真有体国之诚，其心断断休休者，亦徒事其名而已。
同信中又说道：
诸公皆有荐贤之上疏，此诚君子立朝盛节，但与名其间，却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乱盛衰所系，君子小人进退存亡之机，不可以不慎也。譬诸养蚕，便杂一烂蚕其中，则一筐好蚕尽为所坏矣。凡荐贤于朝，与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权度在我；若荐贤于朝，则评品宜定。小人之才，岂无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痈之功，但混于参苓蓍术之间而进之，鲜不误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