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王阳明全集》）
大凡有志于探求智慧的同仁，在实践躬行方面难免有不足之处，作为今日的我们也应该警惕类似的问题发生。
致良知的修养方法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先生56岁，居住在越城。
这年正月，王阳明先生在写给黄宗贤的书信中（《与黄宗贤书》）劝谕其重视自我修养，信中大致这样写道：
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工夫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平日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弛然日就颓靡者。近与诚甫言，京师相与者少，二君必须彼此约定，便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功夫又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魍魉自消矣。《中庸》谓：“知耻近乎勇。”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语不能屈服得人，意气不能凌轧得人，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为耻；殊不知此数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诸君知谋才略，自是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须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参见《王阳明全集》）
句句恳切，妙味无限。
著述问答
四月，邹守益于广德州重新刻印王阳明先生的《文录》。
王阳明先生自行标注了年月，吩咐钱德洪分类排次，在此时写给邹守益的信中说道：“你的编录请以年月为顺序，不再根据不同文体而进行分类，我的学问专门以讲学明道为事业，不在乎文辞体制的差异。”
过了一天，钱德洪发现了没有被收录的文章，询问王阳明先生的看法。
王阳明回答道：“这不是孔子删述《六经》的方法。三代的教诲不明晰，大都是因为后世学者繁文盛而实意衰，故而所学的东西都忽略了其最本质所在。比如孔子删《诗经》，如果只根据文辞来筛选，岂只有三百篇而已呢？正因为孔夫子以彰显圣道为自己此生的志向，所以他的选择才有所精简。《六经》所有的删述和此例是基本相同的。若以爱惜文辞，便非孔子垂范后世的本真含义了。”
钱德洪说道：“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但无不是源于自己的性情。更何况学者传诵日久，恐为后世好事者所编辑，反而违背了今日裁定的本意了。”
于是，王阳明先生同意邹守益加刻附录一卷，最后送给邹守益，总共四册。
今日所传的《传习录》中卷也收录了钱德洪撰写的序言，读后即可知晓钱德洪编撰此书的本意。
兹摘录全文如下所示：
（钱）德洪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之。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渟两可之说，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耕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年庵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匈狄、禽兽而不叫，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弗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贝于笞聂文蔚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虎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参见《传习录·钱德洪序》）
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