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斑点的分布规律来倒推，就能够复原原子的立体分布（分子结构）。进入20世纪之后，这种技术广为流传。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研究的对象就已经从无机物转向了有机物和生物分子（尤其是蛋白质）。
让我们回到1950年的英国。伦敦大学的威尔金斯想要利用X射线衍射来确定DNA的结构，但是实验的进展并不顺利（因为X射线衍射实验难度很高）。沃森原本更想加入威尔金斯门下，而不是卡文迪许实验室，但在那之前不久，他在意大利的罗马举办的学会上遇到过威尔金斯，对他印象很差，于是便放弃了。
其实，威尔金斯也是研究物理学出身。在战时曾参加过曼哈顿计划，研究过核弹，在战后转而研究生物学。威尔金斯也被《生命是什么》打动，对光学颇有研究的他，接手了一项观察活的动植物细胞中的DNA的项目，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他试图通过X射线衍射来确定DNA的结构。
这也就是说，威尔金斯是出于生物物理学的研究角度对DNA感兴趣，他并不像沃森那样对以噬菌体研究为代表的遗传学十分了解。他并非刻意忽略沃森。面对和自己兴趣不同还爱指手画脚的毛头小子，他没什么热情态度也是没法子的事。
失落的沃森选择了剑桥大学，作为自己在伦敦大学之外可以研究生物分子X射线衍射的地方。失意的他却在这里结识了克里克。命运有时真是令人难以捉摸。
被误解的女性研究者
诺贝尔奖（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三位得主都已经登场，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第四位主角。她就是本节的一抹亮色，也是最为关键的人物：罗莎琳德·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去世时年仅37岁，遭受了许多误解和偏见。尤其是在她去世后，沃森的著作《双螺旋》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位女性研究者的偏见。直到21世纪，有人为她出版了一部详细的传记，才为她抹去了在人们心中的错误印象。
富兰克林是生于英国的犹太人，1950年，她结束了法国的留学，来到了威尔金斯所在的伦敦大学。她原本是受聘于威尔金斯的上司约翰·蓝道尔，但矛盾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已经埋下。
蓝道尔也是一位战后从物理学转而研究生物学的研究者。他很擅长操作项目，也很懂怎么从国家拿到项目预算，但在研究室的管理上却算不得公平公正，为人颇有些像一名政客。虽然不撒谎骗人，但他却喜欢把消息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让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按自己的心意办事。
威尔金斯有些洁癖，在研究上是蓝道尔的左右手，但他却并不怎么喜欢自己的上司。而蓝道尔一手管着机构运营，同时又喜欢亲自做实验（但因为过于繁忙，在时间上很难办到）。
在这种情况下，蓝道尔便雇用了富兰克林，以取代不听指挥的威尔金斯，来为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服务。这个研究，正是通过X射线衍射分析DNA的分子结构。当然，这也是威尔金斯曾负责的研究之一。
蓝道尔告诉威尔金斯，自己“为了确定DNA的分子结构，雇用了一位X射线衍射的专家”，同时告诉富兰克林，“你就专门负责研究DNA的分子结构。之前负责这个项目的威尔金斯还有别的工作要做，没关系”。
被误解的真相
威尔金斯因为休假而缺席了富兰克林赴任伦敦大学之后的研究会议。蓝道尔失算的地方在于，富兰克林不听从自己的指挥，而且是一个比旁人更加自傲且拥有与之相符的出众能力的研究者。富兰克林在法国留学期间因分析碳分子结构而声名鹊起，是利用X射线衍射分析晶体结构的专家。蓝道尔的如意算盘全打错了，为之后留下了隐患。
果不其然，威尔金斯休假回来之后和富兰克林大吵了一架。威尔金斯以为自己多了个助手，但在富兰克林看来，自己却是一个独立项目的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