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潜心研究和平的艺术，并从心眼里瞧不起那些动辄便要撒野的赳赳武夫。无论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中国人现在已经屈从于西方人的见解，并已经训练出大批的士兵。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包括了许多类似西点军校和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武备学堂。在每个大城市都建起了兵营，而且往往是兵营刚刚落成，马上就住满了士兵。再也见不到弓和箭，也没有了翻跟斗和吼叫，取而代之的是用欧洲的精确瞄准武器所进行的系统性欧洲式操练……整个大清帝国都在武装起来，其方式并非心急火燎的，而是非常彻底和执着的。中国的资源是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能比拟的。
当然，这种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武备学堂和兵营。一路上，盖洛见到了旧的贡院被拆毁，在其废墟上建起了西式的学校和大学；公共图书馆和邮局取代了旧式的藏书楼和驿站；铁路正在替代大运河作为交通干线；工厂和煤矿在全国各地出现；纸币开始淘汰已经用了上千年的铜钱；学生们在谈论革命、民主、自尊、公民权和改革；就连巡抚和省府衙门都在筹备议会的召开。盖洛睿智地意识到他必须用相机把这些历史变革的瞬间定格在他的照片之中，因为这些都是“新的和有预见性的事实”，而“事实毕竟胜于雄辩”，“事实摆在面前，任何人都可以对此加以阐释”。就这样，我们通过这位“扬基佬”的相机镜头，看到了用宝塔替代钟楼、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堂；看到了在泰山庙宇前从相机镜头前抽身逃走的尼姑；看到了不久以后便绝迹的中国开封的犹太家庭。如今，盖洛的预言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些貌似随意的快照现已成为难能可贵的珍品，而它们记录的历史瞬间则变成了永恒。
虽然在上面这本书中，汉口和江西东北部的两张地图放错了地方，但盖洛所收集的地图分别是当时最佳或最新版本的地图，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例如他所选的广州历史地图取自《羊城古钞》，而他选中的成都地图则是宣统元年三月绘制的《最新成都街市图》。其中有些地图甚至是盖洛的传教士朋友亲手绘制的，例如英国医师祝康宁（）绘制的江西北部地图和莫泽（）绘制的汉口地图。
上述这些插图在书中并非仅仅起了点缀的作用，而是书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且在上述这些书出版之际就受到了评论家的赞誉和读者的欢迎。盖洛曾经宣称：“这些插图本身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不需要多余的文字说明。”出版者也以同样的口吻来解释这些插图的意图和功能：“作者试图避免重复讲述同一个故事。书中的插图不仅仅是为了充实文字，更是为了做一些实质性的补充。”作者与出版者的上述努力并没有白费，从为《扬子江上的美国人1903》（1904年）做广告而汇集的报刊书评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对书中的这些插图好评如云：“该书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其精美的插图”“插图印得非常漂亮”“插图精美，引人入胜，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价值”。
二
盖洛是一位狂热的藏书家。从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到一处，当他拜谒当地的督抚和文人学者时，必定会要求对方提供有关当地的古史、方志、地图和碑文古迹等信息。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序言中，盖洛对于这样做的动机做了解释：
当君士坦丁堡的学者们携带着古希腊的学问逃到西方时，没过几年，那些古老而受到敬仰的拉丁语教科书便被当作废纸从欧洲的大学里扔了出来。中国目前正在经历这么一个时刻。在过去两千年中被用来训练中国文人的那些典籍和更为短命的那些通俗小说和志怪杂记同样即将寿终正寝。西方的学问和垃圾正在将原来的那些书籍取而代之。过不了多少年，那些老的书就几乎看不到了，因为官方的毁书行动已经开始。在总督、巡抚、翰林学者、藏书家和书商的帮助下，我们收集到了一大批这样的老书，并在本书中选用了其中的少数范例，以便使读者能了解这些古书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