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盖洛与裨治文的年龄相差约一个甲子，但他们都具有相同的新英格兰新教背景和“扬基佬”典型的实证精神。在撰写其四部有关中国的论著期间，盖洛不仅大量收集（借助翻译）、阅读中文的典籍和方志，而且矢志不渝地坚持在描述某一地方或事物时必须身临其境、眼见为实的原则。即使是在回顾历史事件时，他也尽量设法借助摄影技术和历史图片、地图和拓片等手段，帮助读者回到事件现场。在考察长江流域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在语言不通，不得不借助当地苦力和向导的情况下，独自一人深入崇山峻岭和少数民族地区。在写《中国长城》时，他带着一支精干的考察队，从山海关一口气走到了西藏境内，沿途采风，记录下有关长城的各种民间传说和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原本大家都以为长城的最西端为嘉峪关，但盖洛在实地考察时发现，在嘉峪关以西的西宁或西藏境内，仍然有连绵不断的城墙向西延续，而这些城墙的存在在当时的地图上并未标明，就连西宁的地方志上也找不到相关的记载[1]。在考察了长城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走访中国十八个行省的首府和京师，每到一处，必拜访当地的行政长官和文人学者（为此目的，他专门在上海定制了200张中国式样的名片），收集典籍方志，参观名胜古迹，采集民风民情。当他为最后一本书来华实地考察时，已经54岁，身体已经比较衰弱。然而他仍然坚持在妻子的陪伴下，一座又一座地努力攀登中国的五大名山，亲自考察当地的民俗和宗教信仰，并用相机来记录历史。这种为追求理想而不惜“破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坚毅精神乃是常人很难做到的。
盖洛在上述四本书中所包含的近500张老照片、图片、拓片和地图[2]加在一起，展现了在清末和民国初年时期中国文化、民俗、社会各界人物和地理风景的独特历史画卷。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
这些老照片的价值就在于它们的时代感。照片的内容包括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每一个行省首府（包括京师）及众多城镇和乡村的建筑、街道、城墙、城门、庙宇、农舍、贡院、学校、官府、衙门，以及小桥流水、江河湖海、名山大川、悬崖峭壁、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漠等自然景色。除了总督、巡抚、外国传教士、社会名流、钱庄老板、少数民族群众之外，还有街头的小吃摊、茶馆、店铺、鸦片馆、剃头挑子、小贩、工匠、乞丐、苦力、独轮车夫、江湖郎中、朝圣香客、算命先生、妓女、赌博摊子、花轿、婚丧行列，以及衙门里的公堂提审、寺庙里的和尚道士、乡间的水车和放牛娃也都纳入了盖洛的镜头。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许多这样的画面如今在别处已经找不到了。例如，盖洛在考察长城时，把当时尚存的每一座烽火台都编上号，并拍下了照片。其中有些镜头无论在中文或是西文的资料中都已绝迹。再以杭州为例，从19世纪末洋人绘制的地图上看，当时杭州城的城墙和十个城门、四个水门还首尾相连，相当完整。可如今除了一个水门的局部尚存，武林门、凤山门、涌金门、清波门等地名还在使用之外，清末那些城墙和城楼的身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中文资料中，我们最多只能找到描述这些城墙、城门的片言只语，直观的历史图片资料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但在《中国十八省府1910》一书之中，我们却惊喜地发现了杭州凤山门、御街和大运河上的太平桥等早已消失的景点的老照片[3]，它们栩栩如生地为我们还原了20世纪初清末老杭州的本来面貌。盖洛在序言中告诉我们，该书的100多张照片是从1200多张照片中精选出来的。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的话，盖洛在中国拍的照片总数应该在5000张以上。
在历次考察过程中，尤其是在1909年访问中国的十八个省府时，盖洛敏锐地感受到中国正处于一个辞旧迎新的重大历史关头，因为他身边的一切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