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5到20年前，来扬子江上游地区的游客屈指可数，即便是现在，大家也都知道，除了传教士之外，游客依然不是很多。但有一点人们不会忘记，那就是，领事所掌握的和公众所知道的有关这个地区的信息，大多来自那些传教士。在西部的各个行省，传教士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松潘的卡卢姆正在西藏边境一带工作，他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寒冬的一天黄昏，地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一个外貌粗犷的信使急匆匆跑来，说松潘以北40里的漳腊有个病人，问他是否可以立刻与他前去看看。他同意了，随即起身出发。在经过一个镇子，走过西藏边境上的最后一个要塞后，他们看见在前面偏僻的河岸边有一个磨坊和一间孤零零的茅屋。在向导的要求下，传教士走进了茅屋，在一个房间里发现有个男子正躺在角落处的羊皮**。原来他是一个受了伤的藏人。他以沙哑的声音有礼貌地欢迎传教士的到来。然后，他伸手从背后取出一个大包裹，看上去像是一包羊毛。他急切地说：“给你。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我能让它热着，你就能把它再接上的。”传教士接过包裹，走到窗台边，打开一看，发现那是一只男人的手，从腕关节处砍下来的。“这只手已经死了，再也接不上了。”这位传教医师说。那个幻想破灭的人似乎心都碎了，用极其凄惨的声音一再重复：“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我能让它热着，你就能把它再接上的。”当问到他是怎样失去自己的手时，他回答说：“我带着些银两正在走路，一群强盗突然拦路抢劫。我拼命自卫，杀了他们三个人。”他称自己是猎人，靠枪生活；他说得没错，因为他无疑也是个强盗。卡卢姆发现，他曾企图抢走一个头人的女儿，所以与女方的亲戚大打出手，并因此弄丢了自己的手。这位仁慈医生的精心照料赢得了那位强悍藏人的心。后来，当这位没了一只手的藏人康复以后，经常带些野鸡和其他猎物送给他的恩人，以表自己的感激之情。此间的一位老头领曾经这样说过：“这儿的人都会拦路打劫，直到40岁才罢休，然后，他们便会去转着经轮，试图以此来赎回过去的罪孽。”
我仔细观察过甲板上那些传教士，没有发现他们有谁在破戒饮酒，也没听到有谁在诅咒发誓。恰好相反，我跟这群传教士相处甚欢，并且观察到他们的举止很优雅。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甲板上成群的中国人围着一位传教士，后者正认真地讲述拿撒勒的耶稣等绝妙故事，而中国人也都听得很认真。
“江和号”上不仅有传教士，也有商人和官吏。就像其他事物一样，中国的官僚制度也是趣味盎然。清朝的命官人人能言善辩、吃喝讲究和衣着华贵。一般而言，那些官员都精明能干、绝非蠢才。我曾听说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县官如何摆平天主教徒的事。有个当地居民找到神父，自我举荐，要求入教。经过专门教导成了教会成员之后，他与一个同行发生了经济纠纷，被告上了县衙。神父迅速来到堂上，为他的信徒辩护。他一口咬定，坚信皈依者乃心地善良之人，之所以成为被告，纯属迫害。所以，出于害怕教会，这个案子被当堂驳回。但县官不愿就此而服输，于是将原告叫到一旁，告诉他说：“你也去入教，然后把那家伙给我带来，告他同样的罪，我保你获胜。”事情果真如此。
据说有一次，慈禧太后亲自出面，要在两个大臣之间做出裁决，可她又不想让谁难堪，因为两人中，一个有鼓鼓的钱袋，一个有强大的军队。事由是如何分割一笔贵重财产，而她的裁决完全可以与所罗门媲美——那两人恰好是兄弟，她裁定由弟弟将财产一分为二，而由兄长先做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