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力拉着我们的黄包车，沿着弯曲的道路，穿过几条泥泞不堪的狭窄街巷。街巷两边竖着许多高而窄的招牌，上面写着或者刷着天朝人的奇异象形文字。而那些短而宽的招牌则写着英文，它们都是横着的。我们必须乘船过江，因为总督阁下住在江的对岸。不过，至于我们到底该怎样走过那些可怜的石头台阶，登上那更加可怜的破船，才能避免殃及当地人，才不至于将角落处小贩的货物弄得鸡飞狗跳，那些立誓者[12]只字未提。
每年这个时候，江水都比较浅，要是在夏季则会高出50英尺。届时，那些住在岸边低矮茅屋中的穷人，就不得不四处寻觅更好一些的安身之地。领事的代表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说：“这里的传教士多得就像香烟的牌子。”这显然是“很老套”的一句常备谚语，因为里面有一种陈腐发霉的书卷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显然是他信手拈来（或宁愿说是信口道来）的话语。他神秘地告诉我，就像他毫无迟疑地对其他人常说的那样，连他也分不清这些传教士到底属于哪个教会，实在太多；还说如果连他都分辨不清，那么异教徒想必更是满头雾水！我想这话十分不合逻辑，可我没有说话。
渡船就在对面，但我们等了足有15分钟，才看见其踪影。一个中国大胖子让我们又等了一段时间，因为他那干瘦如柴的苦力，守着两个大箱子，远在石梯的顶端，像是聋了一样。后来他恢复了听力，把箱子扛了下来，我们才得以动身，急忙赶到武昌时，已经晚点了。一上到大街，我们就坐进了黄包车，是近似于汉口的那种。进了城门，眼前是一条并不太宽但却泥泞不堪的商业大街，尽头就是总督衙门，也是总督本人的官邸。刚走到城门与衙门的中间，一位骑兵风驰电掣般向我们奔来，见到我们，他勒住马缰，向我们要拜帖。我递过一张鲜红的大拜帖，上面写着我的汉语名字，他接在手中，转身一溜小跑地回去了。不久，我们一行来到了衙门的外大门，几个警卫站在那儿，我们进去后将黄包车留在了外门内侧。两扇硕大的“龙门”打开后，我们走了进去，经过一小队举着刀枪的士兵，然后与出来迎接的几位幕僚相互握手致意，又过了两位举枪致敬的警卫，我们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庭院。这段时间，我主动与施肇基先生攀谈起来，他是康奈尔大学的文学硕士，也是端方总督的私人秘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人品出众，回忆起自己在美国的留学时光，似乎非常留恋。
更多的士兵举枪致敬，随后，啊，总督！他亲自出来，一边表示衷心欢迎，一边按地道的美国方式与我们热烈握手。我发现他绝非平常之辈，年纪大概还不到60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戴着一副西式金边眼镜。他以地道的西方礼节，请我先行步入会客室。我遵命而行，他紧随在后。会客室呈长方形，约20英尺乘30英尺大小。正对入口的，是两把座椅，中间有一张桌子，这是中国上等人家的常见摆设。四盏盒状的大灯笼悬挂在天花板上，中央则是一盏罗彻斯特灯[13]。一张西式长桌，上铺一块白布，摆放着刀叉碗碟，四周配着西式的靠椅，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总督走到桌子的首位，示意我在他的左侧就座，这在中国是贵宾的座位。我们全部落座后，上来了四道不同的糕点、两种水果，还有茶、雪茄和香槟。按用餐程序，我们应该首先品尝香槟，但是由于我不饮任何能让人产生醉意的饮料，所以婉言谢绝了。出于礼貌（我认为很值得大力提倡），他们谁也没有喝。我向总督提出，希望跟他私下交流，所有人都迅速起身离开了，只有施肇基和我留下。现在只有我俩单独地跟总督在一起，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这个人曾救过许多外国人的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