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几家归政府所有的大型冶炼厂、一家超大型棉纺厂、一家铸币厂，外加一些其他工厂，都装配了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但它们的运行似乎对国家来说都是亏损。所有这一切，反映着一种值得称颂的努力，它来自最具改革意识的张之洞总督，其目的在于开发帝国的自然资源。
在三市合一的大汉口，有11个新教传教使团，还有好几个罗马天主教传教使团。像英属新几内亚一样，这里的新教徒也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招式，用以划分区域，以免造成工作抵牾。他们明智地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即只要异教徒的来源尚未枯竭，就应该避免彼此争夺信徒。尽管71名新教传教士的总部都设在这儿，但大多数新教传教士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其足迹遍及湖南和湖北的山山水水。汉口的一个本地人教堂定期在星期日白天做礼拜，前来参加仪式的华人达500人之多；而在汉阳，浸信会礼拜堂的正式教友则多达600人。在市中心[6]的周边地区，新教徒人数在1万左右。教会的工作呈现出可喜的态势，整村整族的中国人正争先恐后地要求加入基督教。他们同意提供礼拜堂和学校，还同意支付牧师的工资。这种情况下，究竟该何去何从，基督教徒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尽相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接纳他们，尽数吸收，而后教育；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该等待时日，接受更多教育，而后再决定是接纳还是拒收。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乡民，一旦教育得当，都有可能成为不错的基督徒。自义和团运动以来，人们就一直盼望着能加入基督教。理由之一是他们想依附某个有坚强靠山的组织；他们相信，基督教会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在中国，个人算不得什么，不过车轮上的一颗嵌齿而已，所有的中国人都担心离群独处。只要传教士善于利用目前局势，并以适当方式对这场运动加以引导，那么华中地区的皈依就将指日可待。借用伏尔泰对他法国同胞的评价，“他们（中国人）总是迟到，不过到底还是来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在中国传教的花费究竟如何。眼下，大约有300名新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此外还有1.5万名有报酬的本地人牧师、圣经女和其他助手。这些传教士，每年收到的费用约为350万金元。我曾做过仔细的调研，也曾询问过许多算法保守的人，得出的结论是，每个传教士平均可对200个信奉异教的中国人宣讲福音书。那么在1903年，[7]应当有360万当地人在倾听福音书的宣讲。这就意味着，花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钱不到一个金元。当然，这还没有包括各级学校和医院的大量工作，更没有包括一支重要的教化力量，这支力量就是已经皈依的大量当地基督教徒，他们正在接触、影响和改变着身边的无数心灵。这些人已从基督教传教士的言谈举止中，接受了全新的道德和精神理念。
目前，大清国已有10多万领取圣餐的华人新教徒，还有50多万定期而诚恳的慕道者如期而至，想更多地认识那位加利利人[8]。要精确地算出人数，我们还得加上另外50万人，他们虽然只是时断时续地上教堂，但都是真理的求索者。此外，还有一点也不该忘记，那就是约100多万人能基本如期到教堂去参加某些布道仪式。毫无疑问，传教士在中国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每个关切的读者，不妨扪心自问：“在中国的广大人口中，迄今为止到底有多少人还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的名字？”
对义和团运动，包括其兴起、与基督教的冲突，以及最后的失败等，中国上下有着激烈的争论，即便在帝国的边疆也不例外。这些事件，从最现实的意义上来看，造成了因战争赔款而日益加重的税赋，但它也至少给3亿中国人带来了福音书的信息。在那难忘的1900年，大量传教士被杀害。不过，又有谁能说，他们以自身的殉难所成就的，难道不是远远地多于其他方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