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区广泛种植“朱红芙蓉”，[6]最好的土地，最好的肥料，最精细的耕作，全部都用在这上面了。每逢阳春，它鲜艳夺目，十分美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此灿烂的花朵，竟能产生如此毁灭性的灾难。1902年的干旱持续了近两月之久。热浪滚滚，遮荫处的气温有时高达110华氏度。当季庄稼绝收，使得次年米价大涨。所谓风不独恶、祸不单行（此为著名农谚，但忘了确切文字），那场干旱也让罂粟枯干而死。结果，鸦片的售价，从每两150文铜钱，一路狂升到每两500文铜钱，使得普通消费者无力购买，也使鸦片的销售相应减少。干旱要比治疗手段更有效地抑制了继续吸食鸦片的恶习。“方法简陋，但很顶用。”一个船员如是说。他头上缠着一条白色的头巾，把一根上面带有一团奇特物体的竹棒插在我的床边。他不时地会去啃一下这团看上去像是黏土、黄姜和口香糖的混合物。原因似乎是他吸食了五年的鸦片，而他啃食此物是为了戒掉鸦片瘾。他告诉我说，那是他在家乡叙州时，一个基督徒给他的。吸食鸦片的人都说，他们为了减轻某种疾病才染上鸦片瘾的；不过他们也说，一旦上瘾，戒烟比治好病痛更难。就像老渔民离不开海洋那样，很多人希望戒掉鸦片瘾，因为它不仅难以启齿，疼痛难耐，而且代价高昂。不幸的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洋烟和洋鬼子之间，总有一种特别紧密的关联。
一个富有的商人在泰勒的戒烟所里戒掉鸦片瘾之后，离去时赠送了贵重的画卷给泰勒。他说，以前他总是不信福音书，但自从来这儿以后，他确信基督才是真正的主。万县的中国教会有40名成员，大多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地位，属于学者，或家境殷实的商人。每逢礼拜天，他们都要关门停业。主持该教的传教士就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商人。
虽然城市本身依然如故，但居民对基督教的态度已今非昔比。第一位来到这里的传教士，曾因乞丐的涌入，被迫离开他的传教之所。这已经成为往事。现在，教会有了很好的地产，重要的宗教活动正顺利展开，一些殷实的中国人主动让出房屋，作为献给福音工作的礼物，使传教活动更加如鱼得水。附近五个商业城镇都迫切要求教会派遣基督教福音传道者，并许诺承担一切相关费用。奥布里·摩尔的话得到了验证：“人性渴望宗教和理性，缺乏这两者的生命什么也不是。”
万县周边地区过去基本没有受到义和团运动的干扰，直到最近才略有改变。10月份，一个传教士在南门镇遭到这些拦路贼的拦截。他被人包围捉住并关了三天，那些人还准备杀死他。但准备尚未完成，200名兵勇及时赶到，那些缠着红头巾的懦夫拔腿而逃。从那以来，那位传教士总是带着一个贴身保镖。据说，城外有个拳民挖出别人的眼睛，还放在兜里到处走动，以证明他的勇敢。周围地区依然有些乱。不过我在城里漫步时，却总会受到最恭敬的待遇。
有一个奇怪的景象，就是常常可以见到两个人将辫子系在一起沿街行走。原来他们起了争端，各不相让，都发誓自己是正确的。于是一起前往庙宇，当着鬼神的面赌咒起誓。有时真正犯错的一方会在到达前收回前言。但一般而言，他会厚颜无耻地为自己辩解下去。信口雌黄、信誓旦旦是所有异端宗教的共同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