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丽生[1]是被派往藏区工作的挪威籍内地会传教士，能说四种语言。七年来，他工作在藏区边陲的各个部落，致力于他们的皈依。有一次，他已经越过了边界，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发现改时再去更方便些。我们到时，他也在重庆，正准备前往藏区。谈到他传教的种种努力时，他告诉我说：“最最难受的是，都工作六七年了，还没见有一个人皈依，而与此同时，家乡则享受着福泽。”他说着，眼里噙满了泪水。如此具有天赋的绅士，花费了如此大的辛劳，结果却什么也看不到；但有许许多多的传教士，像这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将自己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了拯救异教徒的工作，虽身处他乡，工作没有收获，依然无怨无悔。他们的热情认真，他们的真挚奉献，都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有他这样的人，“人生才能在看似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他还跟我说起一个藏族喇嘛对基督教真理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并曾告诉他说：“我一生都在寻求安宁，或许你们的宗教对我更合适。”可他突然间就不再来了。他是否已被他那些狂热的同胞所杀害？
重庆有不少工业。这里的猪鬃质量上乘，每年外运猪鬃多达万担，约合1.3万磅。外商主要靠这个猪鬃产品来挣钱。我曾试图了解为什么猪鬃那么走俏，但没有成功。当地的药材也大量出口，每年百万担左右。我曾问海关的税务司，重庆生产的药材有多少种，他指着一个两英寸厚的册子说：“那本书里全是本地生产的药材名称。”最有价值的出口商品是鸦片。本地产品正在迅速取代洋货，目前的出口量为每年1.6万担。去年从这个码头运走的山羊皮为40万张。
这里是四川的一个忙碌的商贸中心，在拥挤不堪的大街小巷里，可以看到许多竹制品。事实上，在这个省，一个人可以住在竹房里，头顶是竹檐，坐在竹椅中，面前摆着竹桌，双脚放在竹做的脚凳上，头戴竹斗笠，脚穿竹凉鞋。同时，他还一手端竹碗，一手握竹筷，津津有味地吃竹笋。他的饭菜是用竹枝叶烧的。用完餐后，用竹布擦干净饭桌，再用竹扇为自己纳凉，躺在竹**睡个午觉，**垫着竹席，头下垫个竹枕。他的小孩就躺在竹摇篮里，玩着竹玩具。午睡过后，他抽一会儿竹烟斗，取过一只用竹子做笔杆的毛笔，在竹子做成的纸上写封书信，或者把物品放入竹篮，挂上竹扁担，撑开竹伞，准备上路。他走过一座竹子搭成的吊桥，用竹子做成的水勺舀水喝，用竹子做成的汗帕（即手帕）擦汗。竹子既轻便又坚韧，各种各样的竹产品，显示着中国人各种各样的潜能和想象力。
重庆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之一，上面所估计的人口，仅仅是城区内的人口，另有10万人住在郊区。大约10年前，官方在这里兴建了一家铸币厂，配备有最现代的机器。那是由一位美国专家帮助建起来的，但是，因吉卜林所说的“官方罪过”，不久便关闭了。然而就在一个月前，它又重新开工了，现在铸造的川银圆，当地各家钱庄都视之为合法货币，准备正式流通。白银的运输由苦力承担，每担1200两。70名苦力排成一条线，并非罕见。他们停下来过夜时，白银被堆放一处，由全副武装的人看守。不过，尽管防范严格，抢劫之事却并不鲜见。有个苦力受到亡命之徒攻击，被砍成重伤，被送到美国人开的医院接受治疗。他英勇抵抗，脖子右侧被扎了一枪，深达二英寸，脸上被砍了一刀，差点砍中眼睛，但颌骨被砍裂，耳朵也被砍伤，双手也从腕关节处被砍掉。另有一个护卫在子夜的偷袭发生时正好在屋里，藏在棺材里才躲过一劫；而第三个人则被活活打死。
在重庆，木匠的收入是每天五美分的工钱，另加饭菜——价值相当于两美分半，每十天还能再得到半斤猪肉。普通劳工的收入则是每天二美分，外加一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