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总督解释了我为期四年的环球旅行后，我又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然后又问了不少尖锐的问题，总督操着外交辞令做了一些回答。他说他赞成派一些年轻人到美国去学习矿业工程，以便回来开矿。他对于缺乏训练有素的能开发该省和帝国资源的年轻人深为痛惜。他似乎记起了昔日中华帝国辉煌之梦的一些细节，以及他未来的飞黄腾达。所以他仔细询问了培训费、培训期限及我认为最好的美国学院。随后我又听说该总督正进行一些规划，已经修订了学校制度并任命了一批日语、法语和英语教师。不过这没多大意思，我怀疑这些措施仅限于省会。中国的官员有权让老百姓去做他们想做的几乎任何事情，如果他决定要修订本省的学校制度，他就能干成，因为他对500万人民有绝对的控制权。阻碍改革的是官员们的敷衍冷漠，任何革新只要削弱了他们的特权，他们就对之深恶痛绝。我向他特别强调了教英语的重要性，也询问了一些有关传教士的情况。“目前老百姓和教徒的关系融洽了，”他说着，还勉强笑了一下，“但是在该省的边远地区，人们还是不理解传教士的做法。”说到此，他就缄口不语了。但当我问他有关医师传教使团的情况时，他又来了兴致，说这项工作是友善之举，好处良多，传教就没有这些效果。他宣称英国传教士在本省是最好的，说话之际冷漠之情溢于言表，也许这是因为英国人给他造成的麻烦最少，有时候还给那些咄咄逼人，像鹰一般盯着云南省的法国人添点乱、帮点倒忙什么的。我告诉他，作为美国人，我主张“华人治华”的观点，希望中国大力开发本国的资源。我建议道，外国人应该作为专家技师使用，其主旨是要维护好中国的自主权。这些话使他完全扔掉生硬和拘谨的做派，他兴奋起来，连连点头，不住地说好、好、好。他的手指还在桌布上写出了那个“好”字。“华人治华”的说法很显然触及了他的心弦。我主张他送一个儿子到美国去读书，然后问他有几个儿子。他竖起一个指头，满有悲色地说：“他还小呢。”总督问我在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回答：“大力创办学校，提高品性素养，热心追随正教。”他似乎在深思，问我什么是“正教”。在后来的讨论中，时间过得很快，橘子、点心和糖果也下得很快。两次吓人的孔雀叫声使谈话的场面平添趣味。在他向我做出许诺，电告本省各处官员对我大力相助之后，我举起茶碗一饮而尽，这一举动表示会谈到此结束。总督大人把我们送上轿子，并彬彬有礼地表达了对我这次拜访的感谢。他还主动提出回访，但我求他不要这样做，因为我将准备到大理府的行程，会非常忙。当我们在门口告别时，我们正面对那个巨大的贪兽，然后从门边的两个怪诞的狮子中间走过。它们露出了排排巨牙，傲慢的面孔朝向天空，似乎对我们这些外国人不屑一顾。那只猴子仍旧抓着大印，贪兽依然在追踪太阳。（请注意它什么时候能追上太阳，当它抓住那个包子时，那早餐该是多么热乎！）旗子依然在飘舞，卖古玩的小商贩们还在忙碌不休。好一派升平气象。总督出行时在前面举着的牌子放在两边，上书“肃静”“回避”等字样。于是我们就肃静地回避了。在我离开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想，“世间的浮华和尊荣啊，我憎恨你们”。
衙门里并不总是有如此安宁。在回民叛乱期间，这个地方曾血流成河。那时岑宫保[1]在云南做总督，他就是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政要岑总督的父亲。当时各处鸡犬不宁，衙门里每日每夜都在处决人犯。人们说人血横流，从无断绝。谁能说这可怕的一幕不会重演？林绍年也许会博取正直仁爱的名声，但在我眼里，他并非一代枭雄。他与铁腕人物端方构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位在武昌曾盛情款待过我的端方手中操有对5000万百姓的生杀之权。
[1] 即曾毓英（1829—1889）。
天子有罪，与庶民同。
ThenEmperorhaserrorsjustaswellasot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