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可不吗？我是真的待腻了，每天过着三点一线退休老人般的生活，但我只有二十几岁的年纪啊，我就一心想着出来闯**社会，看看花花世界。我每天都去首长办公室闹，我觉得我就是秋菊、李雪莲，我就是要讨个说法。
后来我发现郭昊才是秋菊，才是李雪莲。因为他喜欢部队，热爱部队，他把部队当成了家，他觉得是部队成就了他，他的笔下都是壮志凌云、铁马冰河、万里长城永不倒。
但是有一年，他在一次演习中摔断了腿。他说人倒霉的时候喝水都会塞牙，他说那么多人，偏偏他摔断了腿。他也知道演习都有伤亡概率，但这微乎其微的概率怎么偏偏让他撞上了？
朋友说，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连对话你都记得？
我说这不是被你勾起了回忆吗？就慢慢想起来了。那时候他报了工伤，想在部队把伤腿慢慢治好。但部队不能留他，他不能理解，他那么热爱部队，他是打算献身国防一辈子的，但现在部队不要他了，要半路丢弃他了。他怎么也想不通，不是掉血掉肉不掉队吗？不是团结就是力量吗？不是一二三四像首歌吗？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他就像秋菊和李雪莲一样，也要去讨个说法，他跑了很多地方，从股长到处长再到科长，从他们部队到上级部队，他花了不少钱，也找了很多关系，但没有用。军令如山，在任何时刻都是行之有效的。他妥协了，服从了，他说他是军人啊，面对一纸军令，他只能服从，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写好最后一篇报道文章。
那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猫在没有暖气的被窝里写小说，郭昊在南京同样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写报道。那是他做部队报道员的最后一个冬天了，那个冬天异常寒冷，他异常珍惜，珍惜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他说，连每天军号响几次响几声都记下来了，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关注过军号。一直以来，军号就像闹钟一样，是一个烦人的存在，让人躁狂，令人生厌。但在那个冬天，却一下子变得温柔起来，变得像一首动听的音乐，怎么听也听不够。
那年，我们都发表了很多文章，我们互相鼓励着，像两只在汪洋里漂泊的船，我们互相鼓舞着，将各自的帆扬得高高的，却从不去想靠岸的事情。
那年春节一过，我们都要面临离开部队的现实。我说我打算“北漂”，做一个真正的文学青年，郭昊说他要参加公务员考试。他的腿伤一直没有好，而且好像会留下后遗症，他没办法再去折腾了。
郭昊真的转业了，他被通知考试，也被通知很可能去郊区的某个街道任职。
他不是在人社局吗？不在街道。朋友打断我。
我说我知道，当初计划安排是去街道，但后来他觉得自己没办法处理那些鸡零狗碎、鸡毛蒜皮的事情，就托了关系去了人社局。
朋友说，你知道得也太多了吧。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怎么会告诉你这么多？
我说，我也奇怪为什么我对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了解这么多。但人生就是这样，你在一生中会遇见很多人，有些人天天都能遇见，却几乎不会说什么话，但有些人你从来没见过，却像说了一辈子的话。
朋友说，原来郭昊有这么多故事呢。我说他只是军人的一个缩影，类似的故事多着呢。这些故事伴着军号的响起而发生，再伴着最后一声军号的尾音而暂停。这些故事日出而生，日落而灭，似曾相识，却又不尽相同。
然后，我们就聊了许多往事，我惊讶于自己的脑容量，竟然可以把那些已经忘得一干二净的人和事再次打捞起来，并像熟稔的朋友和亲人一样，记得他们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对话、每一个细节。
有那么一刻，我会想，他们是不是也会在某个聊天中想起我，想起我的愚钝、我的天真、我的寡淡、我的慢热、我的不入世、我的不随波逐流。
想到这些，我不禁面红耳热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