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霸、孙权先后入京，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关东乱事的进一步扩大。是勋即请圣旨，赦免二人之罪，并加臧霸前将军衔，加孙权太中大夫衔，同拜为乡侯——属于曹魏异姓爵位的第二级——至于实权，当然不能再给他们留下啦。
臧霸途近，而且一见着王祥就立刻启程了，孙权路远，还先让虞翻去打了一回前站，来去耽搁，等进入洛阳城，已经是仲夏五月间事了。这时候关东乱事也临近了彻底镇定之时。
乐进攻鄄城，曹植等挥师来救，旋被团团围困于城中。曹子建困坐愁城，整日饮酒大醉，然后戟指痛骂：“子桓杀我！”最终为其门客、廩丘人王观所杀，并缚曹楷，开城以纳王师。
至于南线，于禁、夏侯尚先后摧破蒋钦、陈武、朱据等，并王昶所率安丰藩兵，合围曹冲于历阳。其实仗打得不甚漂亮，夏侯尚甚至一度遭到蒋钦的突袭，差点儿连小命都搭进去了。好在反乱各部兵力都极薄弱，多不过数千人而已，又为诸葛亮设谋，使分割包围，遂被逐一剿灭——蒋钦、陈武奋战而死，朱据被俘，押赴洛阳斩首。
曹冲见事不协，一度想要突出历阳城，从牛渚渡江逃往丹扬，然而鲁子敬受命还师，先使丁奉率快舟二十条直下芜湖，正好拦住了曹冲。曹冲渡江不利，被迫退返历阳，眼瞧着被剿灭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再说曹植既死，鄄城克复，曹植二子——曹苗、曹志——尚在冲龄，即为王观所缚，与曹楷一起送到乐进军中。乐进早就得着了曹洪的关照，说：“彼皆天家骨血，死生唯天子可断，慎勿折辱，使先帝于地下亦不得安寝也。”所以乐文谦好生接待——反正就三个孩子嘛，只要彻底隔离，也不怕他们闹出什么事儿来——也不戴枷，也不上桎，直接推上安车，就派人押送去了洛阳。
曹髦以问群臣，该当如何处置？群臣皆以为谋逆大罪，本当车裂，且夷三族，因为天家骨血，乃可降一等裁断：曹楷就应大辟，曹苗、曹志应当瘐死——横死狱中，其实是赐其自尽——二王妻妾等，并当入官为奴。
曹髦颔首，便待下旨，突然间是勋在班列中长叹一声，凄然道：“哀哉，人之为人，难矣哉！”曹髦不禁皱眉，就问：“令公何所思而叹耶？”是勋起身拱手，沉着应答：“臣因思人生在世，抉择实多，未识当从圣人之教耶，当从律法所限耶？故此而叹。”
曹髦说这还用想吗？“圣人传天道于君，君乃制国法于时，法若不合圣人之言，乃当权也。若法刻细，不通情理，则与秦政何异？”
是勋说那就是喽——“三族之诛，周礼所无，肇始于秦，为商鞅设连坐之法，一人触律，家族亲戚不告者，同罪。是以苗、志之罪，在未能发其亲过，并出告也。然且不论彼尚年幼，未识善恶，即成年矣，子云：‘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若即刑之，是违圣人之言，且示天下，孝乃当死，不孝或可全身也，不亦谬欤？”
《论语》中有记载，叶公曾经对孔子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我的家乡有个人很正直，他老爹偷了羊，他出面指证了老爹。然而孔子却回答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家乡的所谓正直，与你们不同，要父亲帮助儿子遮掩过错，儿子帮助父亲遮掩过错，这才叫做正直哪。
所以是勋说了，如今曹苗、曹志之罪，是因为没有告发老爹曹植，所以按照夷三族之罪，他们也都逃不了。可是先不说这俩孩子年纪都小，压根儿不懂得好赖，就算他们已经成年了，若从圣人之言，就该为父亲隐瞒罪过啊。那么人生在世，究竟应该听从圣人的教诲呢？还是应该遵从法律的约束？当法律和孝道产生冲突的时候，应当何去何从？
其实是勋挺不赞成孔子那番话的，中国古代几千年来一直缺乏法制传统、法律精神，都是由儒家这种“情大于法”的思想泛滥所造成的。当然不能否认，孔子有其时代局限性，他那会儿一心恢复周代贵族社会，用礼来约束贵族，用法来制约“小人”，当然不愿意法制渗透入社会各阶层，进而判断所有案件。法家就当这种话是放屁，可是冷冰冰的秦法完全不考虑案件实情，只知道机械执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样令人齿冷。
汉因秦法，只是删其繁琐罢了，基本上还是秦朝那一套。其后儒家上台，把更多的人情带入了司法过程，但并没有据此彻底修订法律法规，所以董仲舒才有“春秋断狱”——以儒家礼教为指导思想，在具体案例上乃可以推翻机械的法律条文。
是勋的灵魂来自后世，法律观念比这年月绝大多数儒生都要鲜明，本不愿以情坏法——即便那是恶法，也应当先尝试修改，而不是直接加以破坏——但他更受不了一人犯罪、亲戚连坐那一套。活生生的人命就摆在面前，几个孩子有多大罪过，竟要受连累而死？
正因如此，他才捏着鼻子白扯一段自己都不怎么相信的话，刻意要为曹苗等人脱罪……(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