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新的传教士来说，今天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忘的日子……我和陶锡祈先生早上9点出发去大约10英里之外的萧山办事，随身带上了枪，以便能打野味。我们走路来到钱塘江边，乘免费的渡船来到对岸，再换乘用水牛在泥浆地里拉的牛车。然后我们走路来到西兴，在那儿再换乘一条脚划船去萧山，并及时赶到那儿跟中国内地会的尼科尔先生共进午餐。下午3点，我们开始返回，但那位船夫的手脚很慢。我们付了他240文铜钱作为路费。从西兴我们沿着江岸的石堤走。我们看见石堤下面远处有成群的野鸭，但天色已晚，我们没时间去追逐它们。急忙赶到码头之后，我们发现已经没有牛车带我们越过那段泥沼地。我们花了一块银元雇四个人将我们背过泥沼地，来到用竹竿撑的渡船处。这是我第一次坐这样的渡船！陶锡祈先生在渡船上向乘客们讲道。我一句也听不懂。当地人似乎赞同他的说法，但这只是礼貌而已。我们到达对岸时，天刚刚擦黑。紧赶慢赶，我们终于在城门关闭前进了城。回到家时，我们又累又饿，但为我们不必因城门关闭而被迫睡在露天感到庆幸。
以上日记，虽然对于每天活动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但却引起了我的无穷回味。因为上皮市巷那幢兼做教堂和寓所的“中式建筑”正好是杭州市最著名的老房子之一，而来恩赐日记中所提及的倪维思和陶锡祈这两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也正是在杭州教育史上值得用浓重笔墨来加以书写的两位先驱。
众所周知，美国北长老会在中国最早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就是宁波的崇信义塾，后者是由麦嘉缔（D．B．McCartee，1820—1900）和袆理哲（R．Q．Way，1819—1895）这两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于1845年所创立的。美国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就在这个学校里教过书。丁韪良的哥哥孟丁元（SamuelN．D．Martin）和另一位传教士倪维思曾先后在宁波担任过这个学校的校长。由于宁波是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个开放口岸之一，所以它是西方传教士们进入中国的一个桥头堡。185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为美国传教士进入内地最终扫清了障碍。1867年，崇信义塾随北长老会差会一起从宁波迁到了杭州，改名为育英义塾。刚开始的时候，这所学校就设在上皮市巷作为美国北长老会传教使团驻地的那座“中式建筑”内，而担任校长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传教士陶锡祈。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在此介绍这所教会学校的早期历史，是因为它后来逐步发展壮大，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到了民国初年，它就已经成为当时浙江省首屈一指的一所高等学府，即之江文理学院，后改称之江大学。这所教会大学虽然早在1952年就已经被取消，但它的校园建筑却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了浙江大学的之江校区，现在则是浙大光华法学院的所在地。
浙江大学110周年校庆时，我特地邀请前之江大学校长费佩德（RobertFerrisFitch，1873—1952）的外孙、美国摄影师罗伊·休厄尔（RoyFitchSewall），前来浙大访问，给我的学生们介绍他外公所拍摄的杭州老照片。与杭州有几代渊源的休厄尔先生执意要看一眼他外公1908年刚从宁波调到杭州时，在上皮市巷曾经住过的那座老房子。当我陪同休厄尔夫妇来到迄今仍保留着“美国北长老会墙界”界碑的那座中式建筑里，试图穿过狭窄的楼梯，去察看原来那座教堂所在位置的时候，心里不禁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当年来恩赐刚来到杭州的时候，育英义塾显然已经搬出了上皮市巷的那座老房子，在邻近的大塔儿巷找到了新的校址，也许就是日记中所提到的倪维思在临时教授的那个“神学班”。育英义塾从小学升格为中学之后，又改称为育英书院。关于育英书院设于大塔儿巷一事，在不少书中均有记载，但是以前谁也不知道这个校址的确切位置，也从未有人见到过育英书院的老照片。曾经有人撰文称育英书院的校址是在“皮市巷和大塔儿巷相交之处”（2007年3月1日的《杭州日报》第45版），但是这种猜测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那个拐角处都是密集的住房，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正规学校的校址。
无巧不成书，就在看到杭州日报上那篇文章之后，我自己正好也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在一本刊印于1925年的非正式出版物上，我偶尔看到了一则有关杭州正则学校的广告，上面这样写道：
本校系之江大学所分设，内分初级中学三级、完全小学六级，学额三百名。校址在城内大塔儿巷十九号门牌，即育英书院旧址。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功夫”。正则学校可能现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但是对于我来说，那就再也熟悉不过了。因为我父亲沈亨寿1947年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之后不久便担任了正则学校的校长，并且一当就是几十年。我们兄妹三人都是在正则学校的校园里出生和长大的。不过从我记事开始，那儿的地址就已经改成了“大塔儿巷八号”。正则学校在1950年代中期改名为杭州第五初级中学，简称“杭五初”。进入1960年代以后，又改名为“华光初中”。“文革”期间，华光初中又改名为“要武中学”，后者不久就搬迁到了解放街上“老大房”的东面，所以1967年，大塔儿巷8号的要武中学原校址再次改为“灯塔中学”，我就是在那儿读完了初中。两年之后，灯塔中学被撤销，变成了杭州教师进修学院。在我去北京读书和工作的27年当中，那儿又经历了一系列走马灯似的变化。据说曾经充当过高考辅导班和一个民办中学的校址，以及社区护士的培训中心，等等。原来的大门口和操场等空地上都盖起了房子，跟我小时候的印象已经面目全非。无怪乎，它的历史现在已经鲜为人知。目前育英书院的原校址已经变成了“杭州师范大学大塔儿巷校区”，门牌号码也从原来的八号变成了十五号。
戴维·N．莱恩赐：《1870年杭州日记》
关于正则学校就是育英书院原校址这一推测在休厄尔从美国给我带来的一张老照片中也得到了证实。这张拍摄于1908年的育英书院全体师生合影照片，其背景正是我相当熟悉的正则学校操场。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周边环境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今看来，恍若隔世。
来恩赐日记中对于杭州和皮市巷的种种细节描写，虽然风格质朴无华，看不出有什么鲜明的价值取向，但却引起了我心中的强烈共鸣，因为19年前，我作为国家公派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只身赴英国牛津学习进修时，也曾有过不少类似的冒险经历和感受。而且当时我也像他那样，逐日记录下了发生在身边的一些琐事。如今拜读洋街坊的这本《1870年杭州日记》，怎能不令我感到分外的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