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里有一座相当高的山，叫做城隍山，山顶上有许多茶馆和寺庙。那是一个很好的游乐场所，尤其是在过年期间，在那儿可以看到各种江湖艺人的杂耍和游艺表演。那也是出售宗教小册子和对大众传教的好机会。我还记得在杭州第一次过年期间跟来恩赐先生一起去城隍山的情景。当时我记住了各种宗教小册子和书籍的价格，但我所知道的仅此而已。所以当有人走过来跟我说话时，我什么也听不懂，不知道对方想要干什么。我只能大声报出那些宗教小册子的价格。他也许是在问我：“你年纪多大？”我会回答：“十个铜钱。”他或许是在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会回答：“五个铜钱。”他的问题也许是：“你讨老婆了吗？”我的回答依然是：“十五个铜钱。”
三、每次到街上散步，都能够听到这些私塾的男孩们扯着嗓子，反复地高声朗诵着那些汉字。
我必须对自己在中国的事业做出抉择，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进行福音传道，另一条是兴学办教育。杭州城里有两三个布道传教的北长老会教堂，在郊区的乡村里也有两三个北长老会的分教堂。在整个杭州地区有大量的流动传教工作要做。而北长老会属下有一个最初在宁波创办，后来又搬到杭州的男孩寄宿学校——育英义塾。担负起办好这所学校的任务，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经过反复的考虑，我最终决定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办好这所学校。
一旦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就搬到了皮巷育英义塾所在的那座房子里。这座房子在1899年12月因厨房烟囱结构问题而失火被焚毁，现在的房子是在老房子的地基上建造的。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它就成了我们的永久性住所。我所有的孩子都出生在这座房子里，只有艾丽丝除外，她出生在上海，但四年之后就夭折了，她的小坟墓就位于美丽的北高峰山脚下。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经存在了上千年，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挑选文人学者来做官。杭州是省府，拥有一个内设众多号舍，可供15000考生前来参加乡试的贡院。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不涉及普通的学识，而只是就某个玄奥的题目用文绉绉的风格来撰写八股文。针对科举考试的准备工作是在私塾里完成的。我记得刚到杭州时，每次到街上散步，都能听到这些私塾的男孩们扯着嗓子，反复地高声朗诵那些汉字，试图将它们记住，以便能够在老师面前将它们“背”出来。之所以用“背”这个词，是因为学生在背诵这些汉字时，必须真的背对着老师。在中国庞大的人口中，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学习读书识字，而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那就更少了。正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学习更多普通知识的需求，导致我最终决定来办学校。
顺便提一句，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有全省成千上万的考生前来参加，它是我们向考生散发宗教小册子，让他们带回家去的一个好机会。拥有15000多个号舍的杭州贡院后来被拆毁了，在那个地基上建起了一所大型的师范学校。
育英义塾和我们的住所在同一个院子里，只有一堵低矮的土墙开。这是一座只有一层半高的古老中式建筑。楼上有一个狭窄的走廊。一端是中国古文教师的起居室，另一端就是我背书的小房间。楼上还有一个能容纳20多个男孩睡觉的大房间，他们的床是用松木板做成的，有两个长凳支撑着床板，床板上面铺着一张草席。楼下有四个房间，包括小教堂、教室、饭厅和华人校长一家的住房。学生不用交学费，所有费用包括旅行、铺盖，甚至每个男孩两个月剃一次头的花费，更不用提他们的饭费，都由传教使团来承担。学校里所教的课程有中文经典作品、八股文写作、圣经和基督教书籍，还有一门课是用宁波话拼音字母印刷的“地理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