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美国北长老会（PresbyterianChurch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North），简称PCUSA）传教士丁韪良来到宁波传教。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说宁波话、官话和阅读中文典籍，并且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同时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到他教堂来听他讲道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作为西儒的名声也开始在士绅阶层传播开来。在这一方面，他跟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颇有相似之处。
据他说，他家里经常有从远处来拜访的陌生人，这些人大多是出于好奇心，想知道这位洋人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知识。其中有个姓朱的杭州人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听说从西方传入了新的宗教，他特意远道赶来，希望能学到一些新的宗教思想。跟丁韪良深谈之后，他表示在基督身上找到了“道”的最新证明，但他还没有准备好是否要放弃他原来信奉的神。分手时，他主动邀请丁韪良派人到省会去传道，并答应尽力提供帮助。丁韪良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派了两名中国传道士前往杭州，他们果然得到了这位朱先生的多方帮助，因为这位朱先生是一位家境殷实的当铺老板。可惜当这两位传道士再次造访杭州时，朱先生已经过世。这件事对丁韪良的刺激很深，也促使他下决心要去杭州亲眼看一下那儿的情况。
丁韪良在《花甲忆记》（1896年）一书的第七章简略地描述了他探访杭州的经过和对这座江南名城的最初印象：
作为浙江省会的杭州与苏州被并称为全国最好的两个城市。正如一条谚语所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据我所知，自从阿美士德勋爵的外交使团于1816年从那儿经过以后，还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杭州。我和我的朋友亨利·兰金教士未经化装便被允许进入城门，然而那儿的人由于不熟悉欧洲人的服装，都称我们为倭人，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海盗的侵犯仍不时发生。我们发现杭州的地方很大，其中包括了好几个山麓，而且它还保持了旧时都城辉煌的某些痕迹。自从1278年，宋代皇帝被蒙古人赶到南方以后，杭州变成了宋朝最后一个京都。在城墙的西门之外有一个并不是很大的湖泊，湖的沿岸有众多的宝塔和寺庙。在湖边一个风景优美的寺庙里，我们找到了可供过夜的歇脚之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了。寺庙里的和尚们为此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显然怀疑我们的真正来意。（见《花甲忆记》第112—113页）
正是因为洋人深入中国内地在当时仍属不合法的行为，所以丁韪良在杭州的逗留时间十分短暂。但是杭州城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达到了此行探路的目的。果然，在不久以后的1858年，与丁韪良同属宁波长老会传教使团的倪维思博士夫妇和英国圣公会的包尔腾教士便先后来到杭州，并在那儿让新教的传教使团深深地扎下了根。
西湖之滨的皇城气派和杭州市民的殷勤好客显然令丁韪良难以忘怀。他在《中国的觉醒》（1907）中这样回忆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