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对面的江岸上，离杭州城的城墙大约四英里处，耸立着始建于公元950年，目前塔身于1200年重建的六和塔，这座威武雄壮的宝塔早先很可能是位于杭州的城墙之内的。在杭州城郊外的另一端还有一座塔身较小，但线条优雅的尖塔，塔高约25英尺。
后面将会提及，慕雅德于1865年所见到的六和塔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座六和塔在形状上有较大的差异。但是杭州的本地读者可能会对慕雅德在同一段落中对于杭州城墙在过去一千年中的演变和发展的简述更感兴趣：
在唐朝的公元891年，杭州最古老的城墙（始建于隋朝的公元606年，全长36里或10英里）被扩建到了70里或20英里。
在十二世纪的南宋时期（公元1159年），杭州的城墙似乎又继续扩建到了全长100里（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或大约30英里。到了十四世纪中期继元朝之后的明朝，它们又被缩短到了12英里，或是恢复到了跟最初的城墙差不多的长度。
对于杭州城墙历史如此简洁而又有具体数字说明的概述在别处很难见到。直至今日，杭州的文史专家们对于杭州城墙的演变历史仍然所知甚少，因为他们从未亲眼见过杭州的城墙和城门。现有关于该领域的知识一部分来自地方志等历史文献，一部分来自新近的考古发现。但是迄今为止，笔者还未读到过关于杭州城墙、城门系统而翔实的论述。慕雅德这位英国传教士在其回忆录中的叙述显示出了对于中国和杭州历史的深厚学养，令人印象十分深刻。不过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慕氏家族中出了好几位专门研究杭州历史的汉学家：慕稼谷主教就写过一本题为《杭州纪略》的小册子，对于杭州御街和各个城门的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他的两个儿子，慕天锡（GeorgeTheodoreMoule，1864—1942）和慕阿德（ArthurChristopherMoule，1873—1957），经常在欧洲的顶级汉学杂志《通报》上发表有关杭州历史研究的文章。慕阿德于1933—1938年间还出任了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
随着渡船越来越靠近钱塘江的对岸，杭州城墙外山上的各种景色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慕雅德的眼前。在他的左边是六和塔，后面是大华山和虎跑山，往右边远远望去，他可以看到凤凰山上被野草所部分遮掩的南宋旧皇宫的废墟，有一条宽阔的御道绕山间盘旋而上，直通山顶。在五月明媚的阳光照耀下，眼前这如画的风景使慕雅德这位初来乍到的英国传教士感到心旷神怡。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渡船快要到达码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把杭州和苏州（邻省江苏的首府）比作天堂的两句中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点没错，在这个温暖的初夏午后，我从远处瞭望杭州，真的就像是窥见了天堂的一角。
此处慕雅德的口吻颇有点像是几百年前的马可·波罗，后者在其游记中曾经宣称：“［杭州］这个城市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我们越往下读《新旧中国》，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变得越来越强烈——这两个外国人都分别在中国居住过较长的时间，他俩都是善于讲故事的好手，都十分注意对于细节的描写，都对他们在中国看见的事物感到饶有兴趣。
刚进城时，慕雅德为在街上所见到的人数之多感到有点吃惊。他注意到人群中有些人身穿绸缎衣服，显然是出自殷实的家庭背景；但大部分人都是身穿浅蓝色或深蓝色的上衣，还有的人手持阳伞，以遮挡毒辣的太阳；而几乎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一把扇子。在人群中，他看到了一组颇具杭州地方特色的特殊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