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华的近半个世纪中，慕雅德副主教积极参与了各种烦琐的传教事务，包括在其二哥回国休假期间代理主教的职责。尽管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但他仍然是一位笔耕勤奋的作家和翻译家。根据笔者对于哈佛图书馆收藏所进行的不完整统计，慕雅德在此期间至少出版了九本英文书、一本小册子和两篇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他在华期间的各种经历，包括他在19世纪60年代中对于宁波、杭州和上海的最初印象，以及英国圣公会传教使团从最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在浙江的发展历史。在其所出版的那些书中，慕雅德以各种形式试图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宗教、典籍和教育制度，以及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出于传教工作的需要，他又将福音书和其他圣经文本先后翻译成为宁波和杭州的方言，例如他将《赞美诗》《祈祷文》和《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等圣经中的经典文本译成了杭州方言。这些方言文本现在具有难以估量的研究价值，借助于这些文本，语言学家们可以重构出19世纪杭州方言变化和发展的轨迹。
除了翻译圣经文本之外，慕雅德还以英文和中文这两种文字撰写了许多布道文和其他文章，并且至少出版了两部具有原创性的中文书《英国舆志》和《旧约注释》。所有上述这些中文作品显然都是针对中国读者的，试图为他们打开一扇观察包括英国和基督教圣经在内的外部世界的窗户。就这样，慕雅德依仗其非同寻常的语言表达能力，使自己成为了沟通中西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一座桥梁。在这个层面上，他不愧为是穿越文化障碍的思想传播践行者。
慕雅德对于杭州的最初印象和评论主要见于《英国圣公会浙江传教使团的故事》（1878年）、《新旧中国：来华三十年的个人回忆和观察》（1891年）和《在华五十年：回忆与观察》（1911年）这三本具有回忆录性质的作品。其中《新旧中国》一书中的描述最为全面和生动详细。在这本书中，慕雅德告诉读者，他是在1865年5月的一天离开宁波，前往杭州的。这正好是在慕稼谷在杭州城内定居并站稳脚跟的一年之后。
当时的交通方式主要是靠水路，慕雅德是乘坐一条住家船前往杭州的。一路上的经历使他大开眼界，因为他发现这儿的很多事情都跟他所熟悉的英国方式截然不同。例如中国的河流上面都没有水闸，如果要从一条运河进入另一条运河的话，就得用人工，或是驱赶着水牛，把船拉上一个称作“坝”的高耸堤岸，当船被拉上坝的顶端之后，再用力一推，让它沿着一条泥泞的滑道顺势滑入另一条运河的河道。当他的船到达与杭州隔江相望的西兴之后，慕雅德必须从住家船转到一条在钱塘江上摆渡的平底帆船上，以便渡江来到对岸的杭州。他惊奇地发现杭州的渡船系统采用一种颇为独特的运行方式：
艄公并不在来回摆渡的渡船上向坐船的人们收取费用，因为杭州的士绅们、绍兴的商贾们、杭州的海关当局和盐务部门，以及杭州一位后来破产并去世的钱庄大老板，预先募集了一大笔钱，人们就是用这笔钱的利息来维护江上那二三十条渡船，并支付艄公工钱的。而渡船上的乘客，无论富裕还是贫穷，均可免费乘船。
其实也不是完全不收钱，每当中国某个地方遇上战争或饥荒时，浙江省的布政司和上述主管渡船的委员会就会在渡船上发布通告，要让上渡船的乘客们全都按自己的能力捐钱之后，艄公才会开船。另一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是钱塘江边的滩涂泥泞不堪，乘客们需乘坐水牛拉的牛车才能够到达停泊在江边的渡船上。诸如此类的细节描述可读性很强，对于中外读者都很有吸引力，然而在官方史书中是找不到这些信息的。
在渡船过江的时候，慕雅德告诉读者，江对面的堤岸上有一座雄伟的宝塔进入了他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