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这些变化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们代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城市现代化所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但是，当杭州市政府于2006年确定了大运河申遗和西湖申遗等保护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大政方针之后，人们便开始反省前一段时期杭州城为城市建设飞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因为要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先决条件是申请项目对于原有的自然和文化形态要有较好的保护。在为申遗工作进行先期准备的过程中，杭州市的城市规划者和文史专家们才真正认识到，他们对于杭州城区原有景观及西湖景区以前自然和文化生态的细节所知甚少，有关杭州古城许多关键性的历史记忆现已丧失。
不错，通过对现有中文史料，尤其是杭州地区地方志和省、市档案馆馆藏资料的梳理，以及对像御街这样历史街区挖地三尺的考古发掘，我们仍然能够勾勒出杭州历史原貌的一个梗概。但是这也只能是一个梗概而已，因为中文史料的一个缺陷就是描述过于简略，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由于当时显得过于寻常而被忽略，另外中文史料中所提供的图像资料相对来说也比较少；考古发现固然很重要，但如何将陆续发掘出来的那些历史碎片复原为整体，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中文史料中对于杭州古城墙、城门外观和结构的客观描述着墨甚少，虽然近年来有过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但是还远远不足以帮助我们重新复原这些历史古迹的本来面貌。所以迄今为止，包括庆春门古城墙陈列馆和御街—中山路等处在内的杭州市历史古迹修复项目，就真实性而言，绝大部分都是不成功的。
在这一方面，清末民初在杭州城里居住或曾经来杭州访问的外国人所写的一些西文书，以及他们所画的速写、水彩画和油画，以及拍摄的老照片便成为了补充上述中文史料不足所不可或缺的珍贵历史资料。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江南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商贸和文化中心，杭州自古以来一直能够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商人、和尚、传教士、外交官、海关官员、画家、摄影师和旅游者。仅清末民初时期，就有不少住在杭州的外国居民和来杭州访问的外国旅行家留下了他们对于杭州印象的文字描述和图像资料。笔者在以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曾经介绍过其中的一些画家、摄影师和作家，如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荷兰大班范罢览，英国女旅行家毕晓普夫人，美国传教士费佩德、鲍乃德和甘博，德国建筑师柏石曼，丹麦建筑师艾术华，美国副领事云飞得和美国旅行家盖洛，等等。在这群外国人中间，还有一位对于保存杭州历史记忆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英国人——他就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雅德（ArthurEvansMoule，1836—1918）。
慕雅德
慕雅德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多塞特郡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家庭。在家中排行第六的他是于1861年，即在其二哥慕稼谷（GeorgeEvansMoule，1828—1912）来华三年之后，被英国圣公会派到作为清末五个开放口岸之一的宁波来的。1864年，当时已经被任命为英国圣公会华东教区主教的慕稼谷率先进入到了刚刚开放的内地城市杭州。紧接着第二年，作为副主教和华东教区秘书的慕雅德也从宁波来到了杭州。他俩可以说是属于进入杭州常驻的首批西方传教士。在1922—1923年间的英国圣公会浙江传教使团年度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这段对于慕稼谷家族的赞誉之辞：
跟浙江传教使团相关最重要的姓名非慕氏莫属。作为主教和副主教的慕氏兄弟，即慕稼谷和慕雅德，在许多年中均是该传教使团在宁波和杭州这两个主要城市中的领袖人物。如果加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我们可以数出慕家为圣公会传教事业做出了确切服务的十四位成员，更别提慕家成员在多切斯特、剑桥和德拉姆的关系和影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