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他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深。他敏锐地觉察到，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只是因为社会形态和观念的落后，以及对于外部世界的误解，才使得中国闭关自守、积重难返。而要唤醒中国这头睡狮，使世界贸易发生革命性的改革，最佳的途径就是提倡现代教育和推进社会的改革，以及通过广泛的民间交往来增进美中之间的友谊。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大来先生不遗余力地推动美中两国商界人士的互访，以及在中国各地慷慨解囊，大力捐助慈善和公益事业。根据《大来先生小传》的作者莫斯的不完全统计，大来先生在中国曾经捐赠过一座青年会的大楼，一个孤儿院、一个盲童学校和一个乡村学校。但是这显然没有包括他对于杭州教育事业和保护传统文化而做出的大笔捐赠。过去我只知道他是之江大学堂创办初期的赞助人，读完他的日记和回忆录我才得知，杭州于1909-1910年间重建灵隐寺大雄宝殿时做大殿支柱和栋梁所需的特大原木柱居然也是他捐献的。
大来轮船公司的远洋轮船
大来洋行的洋伙计赴华北开拓市场
上海商会的成员们欢迎西美商会代表团来访
大来先生在中国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时，几乎每一次都会敦促听众们要全力以赴地推进中国社会的改革，营造一种有利于美中友谊的氛围。在这方面，他不愧为一位努力促进美中两国友谊的民间外交家。由于他身体力行，在中国进行了多年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以及他与中国商界已经建立了相互信任的背景，所以他在当时的中国获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他的讲话也具有很大的感染力。
大来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所享有的崇高信誉和威望可以在以下两则逸事中得到佐证：1911年他来华访问期间，曾就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一事专门赴南京拜访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会晤时，大来先生拿出了中国商界领袖为他写的介绍信，孙中山笑着说，大来先生的大名他早已如雷贯耳，写介绍信就多此一举了。黎元洪也曾在官邸亲自设宴款待大来先生夫妇。据说宴会是在内战的隆隆炮声所举行的。黎元洪于1916年当选总统之后，当即发电报给人在美国的大来先生，重申了要加强中美友谊的愿望，并且邀请后者担任民国政府的顾问。
二
在其出版的日记和回忆录中，大来先生详细记述了他与妻子，以及他所率领的西美商会代表团分别于1910年4月、9月和1911年10月三次访问杭州的经过和感受。这三次访问的过程都是从上海出发来杭州，然后又从杭州回上海的。第一次来杭州的时候，沪杭铁路尚在建造之中，杭州段只有12英里的路段已经通车，所以大来先生夫妇是全程坐住家船从上海的苏州河途经京杭大运河来到杭州的。第二次来杭州时，沪杭铁路有一半的路程已经通车，所以西美商会代表团的成员们，先坐船沿大运河来到杭州附近的地方上岸，剩下50英里的路程是乘坐火车的。第三次访问杭州时，沪杭铁路已经全线通车，所以大来先生夫妇是全程乘坐火车从上海来到杭州的。
首次来杭时在京杭大运河上的坐船经历给大来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回忆录中，他对于当时在运河上的所见所闻有非常具体的细节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