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至察则无明，能糊涂则安静。至察的人，能见秋毫之末，而往往忽略事物的整体。对事物的看法就可能作出错误的结论，故说人至察则无明。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明智的人为避免引起麻烦，便装作糊涂以求得一时安静，而明智的人假装糊涂是不容易的。故说难得糊涂。当时东晋靠以建立的基础很不牢固，那帮渡江来的北方士族只想偏安江左，南方士族则不尽支持司马氏，而东晋王朝必须依靠北方士族，团结南方士族，得罪哪一方都会激化矛盾，可能引起动乱，所以王导只能采取“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方针。而不管是北方士族或南方士族，为了本家族的利益，百般掠夺百姓，大多违法乱纪，且这些士族都拥有部曲，如果违法者都绳之以法，非朝廷力量所能及。何况北方统治者无时不在虎视眈眈，大敌当前，内部团结是最要紧的。因此，只要不危及东晋的统治，王导总是睁一眼闭一眼，装作看不清或看不见，置之不理，使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以求得暂时安静。
王导任扬州刺史时，派属官到本州各郡去考察政治得失，回来后向他汇报，只有顾荣默不作声，王导问他看到些什么？顾荣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见解高明。王导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糊涂便是王导能团结南北士族，也是他使东晋求得暂时安静的秘诀之一。
唐太宗能图天下，固然因他手中有许多猛将，如尉迟敬德、程知节等，更重要的是他有杰出谋臣房玄龄、杜如晦的辅佐，为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可贵的是，他俩配合得很合契，房知杜善于决断，杜知房善于出谋，便各发挥其所长，遇事互相商量，然后作出决定，经过房谋杜断，于是正确的策略也就形成了。这使唐太宗在图天下时，由于有正确的策略指导，战无不胜；世民即皇帝位后，他俩也团结无间，共同为唐太宗制定治国方略，对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
据《旧唐书》的《房玄龄传》和《杜如晦传》记载：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如晦也“少聪悟，好谈文史”。在他俩还默默无闻时，善于知人的吏部侍郎高孝基就对他俩深为器重，他对房玄龄的评价是：“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将来必成伟器。”对杜如晦的评价是：如晦“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在隋末还安定时，他俩都预知天下将大乱，房玄龄曾对其父泾阳令彦谦说：“废嫡立庶，倾夺嗣位；贵族又竞相**侈，隋终将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李渊父子揭起义旗入关，李世民攻取渭北，时任隋隰城尉的房玄龄立即前往投到其麾下；世民一见便如旧识，任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杜如晦曾任滏阳尉，知天下将乱，早就弃官归去。及世民平京城，被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从此，房、杜二人得遇知己，便竭力献智，知无不为。
房玄龄能宽容人，善于团结同事，他知人善任，帮助李世民选拔贤才。玄龄随李世民出征，每次战胜，众将竞求珍玩，他“独先收人物，致于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时秦王府中多英俊，被外调的日多，房玄龄听知杜如晦将要外调，当即去对李世民说：“府僚去的虽多，都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是呈佐之才。如果大王只当秦王，不用他也行，必欲图天下，非此人莫可。”李世民大惊说：“你不说，几失此人。”便奏请为府属。由于秦王李世民战功最大，军力最强，威望最隆，太子李建成深忌之，便与其三弟李元吉相互勾结，想中伤世民并陷害之。建成对元吉说：“秦王府中可怕的，只有杜如晦与房玄龄。”因向高祖李渊进谗言，于是，杜、房两个同时被斥逐。
李氏兄弟矛盾越来越深，以太子建成和三弟元吉为一方，世民为一方，保嗣位和夺嗣位的斗争在发展，各方都使计设谋以消灭对方，已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房玄龄早预料到这种形势的出现，他对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说：“今彼此嫌隙已成，危机将发，大乱必兴，不仅祸及秦府，且危及唐朝的统治。不如效法周公除掉管、蔡那样，消灭建成、元吉势力，内安李氏，孝敬高祖。古人说，‘为国者不顾小节’，不然，国家将沦亡，我们也身败名裂。”无忌说：“我也久怀此谋，不敢说出，公今所说，正合我心。”无忌便将此意告诉世民。世民召见房玄龄跟他商议施行措施，玄龄便与杜如晦秘密策划，同心戮力为世民效命。及建成、元吉将有变时，世民令无忌密召已被驱逐在外的房玄龄、杜如晦，他俩穿着道士服，潜入秦王府计事。于是发生“玄武门之变”，除掉建成、元吉，世民继为太子，高祖退位由世民为皇帝。论功行赏，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最。后杜如晦与房玄龄共掌朝政，他俩同心协力，为唐太宗治国安邦，甚获当代的赞誉。谈唐初良相，后代史学家都推崇房、杜。
要成就一项事业，没有众人之间的群策群力是不可能的，君子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总是在关键时候讲团结与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