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语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人们在交往中，没有语言做桥梁，就无法沟通，也就一事无成。但是语言能成事，也能坏事，所以古人认为凡事少说为佳。不是不说话，而是该说的要说，不该说的不说，要考虑好了再说，否则一言有失，即酿成大祸。
孔子一贯主张“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可见他也是非常注意对弟子们的语言训练的。但他同时也认为不善于辩论并不是缺点，那种爱说不着边际的虚言妄语的人，是令人讨厌的。
不但从理论上讲是这样，在现实中更是如此。百无禁忌，口无遮拦，轻则会惹人厌烦，重则会引火烧身。在这方面，身为大儒的董仲舒的教训是值得世人去吸取的。
西汉学者都喜欢谈论灾异，著名人物如董仲舒、夏侯胜、刘向、京房等人，堪称“灾异学”专家，与此相“对应”的是，其本人也多灾多难。其中董仲舒首开风气，得祸也最先。
董仲舒是广川国人，早年治《公羊春秋》，景帝时召为《春秋》博士。他善于讲说《春秋》经传中所记载的灾异现象，以灾异附会人事。武帝建元初，董仲舒举试“贤良”，对策高等，授江都易王相，后来因事废为中大夫，闲居家中。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四月，高祖长陵近旁的高园便殿发生大火灾。过了两个月，远在辽东的高祖庙又发生大火灾。董仲舒著书推论这两次火灾的原因，引春秋时鲁国的几次宫庙火灾以证今事，认为高祖祠庙不该建在辽东，高园便殿不该建在长陵近旁，按礼制就不该建这样的便殿。书中说如今国家大敝，灾难频降，天帝似乎在借火灾警告皇帝说：“这个世道只有用太平至公的手段才能治理好。应当像我烧毁辽东高庙那样，忍心诛除亲贵诸侯中的奸邪；像我烧毁高园便殿一样，忍心诛除左右近臣中的奸邪。”书中请求武帝按“天意”行动，杀一批在内在外的奸臣。
书稿写好后还没有来得及进呈，适逢居心险恶的无品文人主父偃前来拜访，主父偃看见书稿顿起坏心，便把它偷出来献给武帝，武帝召集诸儒讨论书稿内容，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业师所著，发言说书稿所论是胡说八道。于是董仲舒被捕，依法当处死刑，武帝传诏赦免。
从此，这位著名学者再也不敢谈论灾异。
在这里，董仲舒虽是以文立论，所逞的并非口舌之利，但一个“逞”字，已足以给自己带来麻烦了。后来者应引以为戒。
忍言慎语，首先便要戒除伤人的话语，荀子也曾经说：“伤人之言，深于矛戟。”意思是说，伤害别人的语言，比用尖锐的长矛和战戟刺伤人的肉体还要厉害。戒伤人之恶言，是搞好人际关系，与别人和睦相处的重要法则。
总之，说话是一门艺术，既讲究发言的内容，又讲究发言的方式，这两者都要恰当。否则，就有可能显露出自己的没“水平”，甚至还会因此惹来麻烦。尤其在有尊长者的时候，掌握好说话的火候非常重要。在现代社会中，人际交往越来越频繁，语言也从一个侧面体现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恰当的言辞可能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恶言恶语也可能给人招致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我们在说话前应该认真思考思考我们要怎样表达才能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