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贬到了岭南广东惠州。
最后一次是他六十二岁时，由惠州贬所再远贬到海南岛的琼州。海南那时是蛮荒瘴炎之地，死囚流放之所。东坡说这里的生活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在仕途顺利之时，他对君主忠心耿耿，对国家的贫弱忧心如焚，对老百姓的疾苦深切关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甚至不以一身祸福，改变其忧国之心，凸显出儒士、忠臣的鲜明形象。
他入阁不久，正逢王安石创行新法，苏东坡上疏，直言新法的不利，说：“我想说的话，只三句罢了：希望皇上能结人心，厚风俗，存法度。人君所依靠的就是人心，这就像树木有根，灯盏有油，农夫有田，做生意的人有钱财。失掉了人心，国家就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自古以来，没有人君平和、简易、随俗、同众，而国家不安定的，也没有人君刚愎自用而国家不危亡的。皇上一定也知道人心为什么会不高兴的道理了……”刚刚入阁，权势不重，位子不稳，但他为国家为民众着想，敢于直言。
他不但敢于向皇帝进言，而且在自己的任内抱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宗旨，积极为百姓谋利造福。任徐州太守时，当时正值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溢满了南清河，汇聚到了徐州城下。水势还在暴涨，如果不及时排泄，徐州城就将坍倒。城里的富户纷纷争着出城避水，有人也劝他避一避险情。苏东坡却说：“富户一旦出城，城里的百姓就都会动摇，我和谁来共同守城？只要我在徐州，就一定不让洪水冲倒徐州城。”于是苏东坡勒令那些富户进城，并亲自到武卫营中，唤来了卒长说：“黄河水将要败坏徐州城，事态急了，虽然你们是禁军，职责是守卫城池，但如今灾害当头，我也只好请你们帮助我。”卒长早被苏东坡知难而进的行为感动，一口应允他的请求。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大水，我辈是小人，当然更该效命。”于是迅急带领他的士兵拿着畚箕和铁锸奔出去，抢险救灾。官兵奋战许多昼夜，修建了东南的长堤。抢险期间，暴雨日夜不停，苏东坡就一直住在城墙上临时搭起的小屋里，即使经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一面查看险情，一面派官吏们分段堵塞洪水，最后终于保全了徐州城。
官场斗争是复杂的，仕途是艰险的，尽管苏东坡忠于职守，勤政爱民，但由于官场的相互倾轧，还是遭到贬斥。受贬之后，他一不怨天，二不尤人，而是勤耕苦读，四处游览，写下了许多流传千古的名篇名句。一旦朝廷重新使用，他又是一如既往，尽心尽力为朝廷出力，为民众谋利。第一次遭贬后不久，又重新起用他为杭州知府。在杭州任内，恰巧碰上大旱、饥荒和瘟疫等几种大灾疫同时发作，苏东坡立即向朝廷提出请求，希望免除灾区上供大米的三分之一，当他得到朝廷赐予的度僧牒后，立刻就把它换成粮食以赈济灾民。第二年的春天，又减低价格出售常平仓的粮食，还令官府煮了很多米粥和药剂施舍灾民，派人带着医生分别到各个街坊给灾民治病。为杜绝灾情再次袭扰民众，他组织人力，疏浚整治荒废多年的西湖，开通河道，建造堰闸，修复废井，修建三十里长堤，不仅当年使西湖能灌溉农田千顷，人民用水丰足，就是今日，西湖仍能以“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美色，奉献于人间。苏东坡正是以这种“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旷达，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这些历史人物的人生历程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孔子入世人生观的大智慧。随缘顺事，而又超脱世俗之见的人生观。人应顺应种种因缘条件而处世，随缘随时而安，顺应时代潮流地去参与现实生活，适应现实。这样既免除了心理的负担，也排除了因过去的因缘琐事而引致的那些理不清的缠缚，使人生成为真正而自然的人生。另一方面，人在适应现实生活中，应善于不落俗套地补救时弊，似和风消解酷暑的炎热，润人肺腑；在世俗生活中，保持脱俗的品性与人格，不存为纠正鄙俗而有意标奇立异之心，不起追逐时尚之念，似淡淡的月光映洒着轻云，相得益彰。
外国谚语也说道：“知道怎样静待时机，是人生成功的最大秘诀。”这就像行船一样，要趁着潮水涨高那一刹那动作，非但没有阻力，并且能帮助你迅速成功。因此，“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初看似有消极之嫌，但在天不遂人愿，现实条件受到种种限制时，着实不失为对症下药的一剂良方，退和藏的时候并不是消极无为，而是为机遇的到来一直准备着，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据此则“随处可以做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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