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全面总结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指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以此八种德行作为新加坡政府的“治国之纲”和新加坡每一位公民都必须具有的道德品质。李光耀的这一英明之举已在新加坡取得极大成功。
孔子还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就是指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
尚德不尚为，重视品质超过重视才能。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如果品质不好，能力差也就算了，危害还不会很大。恰恰是一个能力非常强，智商非常高的人，如果品质败坏，野心很大，那他所造成的危害就会非常大，有时候甚至会达到致命的程度，断送一个单位、一家公司，甚至于一个国家、一朝江山。
反过来说，一个人或者由于天资的差别，或者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或者由于所处社会地位的限制和职责的规范，办事能力有大有小，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只要重视德行，有好的操行，就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也是一个能够做好自己的事业，前程充满希望的人。孔子这个观点，对现代生活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因为作为一种做人做事手段，相对于机巧和力量，其实德行操行是具有更大的影响力的，同时也是最为长久永恒的。逞勇斗狠，其实是一种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手段，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副名联。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德”是唯一值得紧抓不懈和传之后代的“财富”，其他的，无论是金钱、产业还是机巧诡智，都是难以恒久或根本无法传承的。对于自身以及子孙的立身立业，真正的智者都懂得，最可靠的支柱还是人的道德修养。
唐太宗时，岑文本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凭其出众的才华，步步升迁，最后被委以宰相的高位。上任之初，朝中大臣纷纷作贺，他家一时车马不绝，门庭若市。
岑文本对此不喜反忧，他对前来作贺的人说：“我刚刚上任，一无政绩，二无贤德，有什么可以祝贺的呢？我今天只接受你们的警告，好听的话就不要说了。”
岑文本的家人见众人悻悻而去，都责怪他不近人情，岑文本便开导他们说：“他们虽是好心，却也难免其中有势利小人，借此攀附。如果皇上借此观察于我，我如此声张，还会有好结果吗？你们要切记：一个人万不可得意忘形，更不可失去应有的警惕；凡事取之实难，失去却在一夜之间啊！”
岑文本的家人自觉门庭高了，便劝岑文本另置大屋，多购产业。岑文本的妻子为此反复说过多次，岑文本就是不肯。他的妻子气得一天不吃饭，还发牢骚说：“你得此高位，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子孙谋划啊。现在人人都是这样，你自作清高，苦了自己，还要苦了孩子，遭人讥笑，这是何苦呢？”
岑文本把子女都招到妻子床前，苦口婆心道：“你所说的，都是俗人之见，近则有利，远则有害。想我本是一个读书人，两手空空来到京师，本没有想到得此高位。这固是皇上恩典，也是我勤勉不懈之果。由此可见，一个人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勇于任事、以学为本。我深知此中真意，颇有心得，又怎会学那凡夫俗子之举，广置产业、富贵而骄呢？这只能让你们养尊处优，无有忧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对你们的将来，这才是真正的祸患，我怎忍心这样做呢？还望你们明白此中道理，不要再怨怪我了。”
家人深受教育，妻子也理解他了。岑文本特别高兴，他说：“我不置产业，是以子孙为业，这才是最值得炫耀的。”
他这般清醒，唐太宗对他另眼看待，宠幸不衰。岑文本死后，朝廷又给他在帝陵陪葬的崇高荣誉，以示褒奖。到了唐睿宗时，他孙子一辈的人中，位居高位的达数十人之多，是当时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显达及远、富贵相传，这是人人都盼望的。对那些身享富贵的人来说，这种愿望就更强烈了。他们深知富贵的好处和获取富贵的艰辛，自不愿意自己的子孙把这一切葬送。在此，每个人对子女的教育都是不同的，其效果便有着显著的差异。贪婪者以搜刮为能，以自私为训，其子孙只会产生出一批纨绔子弟；贤明者知足常乐，以德育人，自甘其苦，言传身教，这对子孙的影响就深刻多了，他们长大后才能独当一面，真正担得起重任，肩负起光耀门庭的责任，并发扬光大。
所以，人才的品质比能力更重要。这是我们在考察干部、选拔人才时不能不遵循的原则。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能力，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
比较全面地说，应该是德才兼备最好，二者不能得兼时，德重于才。如果完全没有才，则已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