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常对长孙皇后说：“东宫的用具缺少，想奏请皇上、皇后予以添置。”皇后不答应，说道：“作为太子，所担忧的是美德不立、美名不扬，何必计较用具少呢？”贞观八年（634年），长孙皇后陪太宗住在九成宫，不幸染病，且病势沉重，太子李承乾入宫侍奉，秘密启奏皇后道：“医药已经用尽，您的病势仍不见好转，请让我奏请父皇赦免囚犯，并使人入道观，希望能得到上天赐福。”皇后说：“人的死生由命注定，不是人力所给予的。若做善事就能延长寿命，那么我平时从未作恶；若做善事无效，又有什么福可求呢？赦罪是国家的大事，佛教、道教不过是产生于不同地域的宗教罢了，不仅国家政体无此弊端，而且是皇上所不作的，岂能因为我一个妇人而扰乱国家的法令？”听了母后的这番话，太子李承乾不敢向父皇提出这个要求。太子把皇后的话告诉了左仆射房玄龄，房玄龄又把这些话奏闻太宗，太宗和侍臣们听了这些话，无不流泪叹息。朝臣们都请求大赦天下罪犯，太宗答应了朝臣的请求，长孙皇后听说以后，坚决要求撤销赦罪的决定，这个决定才没有实行。
长孙皇后在病危时与太宗诀别。当时，房玄龄因为小的过失触怒了太宗而被免官回家，皇后强撑着病体对太宗说道：“房玄龄事奉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都是他参与策划的，他始终不曾泄露过一个字，他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希望您不要抛弃他。另外，我家族之人，侥幸成为皇亲，既然不是因德高望重而被抬举，就容易踏上危险境地，若要永久保全，一定不要让他们把握重权，只以外戚的身份朝见皇上就很幸运了。我在世时，既对国家没有什么益处，死了也不要厚葬。况且所谓葬，就是藏的意思，就是让人们看不见。自古以来的圣人、贤人，都崇尚节俭、薄葬，只有无道的朝代，才大造陵墓，劳民伤财，被有智识的人们嘲笑。我死后只求依山而葬，不起坟墓，不用棺椁，埋葬我所需的物品，都用瓦木造就。俭薄送终，就是对我的怀念。”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己卯日，长孙皇后在立政殿去世，享年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生前曾撰述古代妇女的善事，刻成十卷，书名叫《女则》，皇后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序言。还曾经著论文一篇，批评东汉明帝马皇后，认为她不抑退外戚，使他们当朝掌握重权，却制止他们车水马龙，认为这是开其祸患之源而节其末节之事。并且告诫主管的官员道：“这些文章是我用来约束自己的。妇人的著述没有条理，不想让皇上看到，千万不要对皇上说。”皇后去世后，宫中的官员把些事奏明太宗，太宗读了以后更加悲痛，把这些书拿给近臣们看，并且说：“皇后此书，足可以流传后代。难道是我不知道天命而不能割断思念之情吗？因为她常能规劝我，补足我的缺漏，如今不能再听到她的善言，这使我失去了一位贤德的助手，因此令人哀痛啊！”
长孙皇后能严于律己，决不干预朝政，而且严格约束亲兄，力戒外戚专权，这既是为了唐王朝的长治久安，也是对长孙家族的保护，因为历史上外戚始而专权，终遭灭门之祸者并不鲜见；长孙皇后在政治上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适时适度地规谏太宗，为太宗拾遗补阙，使太宗既不因喜以谬赏，又不因怒而滥刑；长孙皇后又能宽以待人，豁达大度，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且能以德报怨；长孙皇后虽位极人臣，但崇尚节俭，身前不求奢华，身后更只求薄葬。纵观长孙皇后的立身处事，她不愧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女丈夫。在长孙皇后身上集中了中国妇女的许多传统美德，太宗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应该说也有着长孙皇后的一份功劳。
长孙皇后参加了玄武门之变，深知取得政权的艰难，于是自觉承担巩固政权的责任；为了强化唐太宗的地位，她采取了严于律己的立身之法，因为皇后的品行，正是皇帝政治作风的体现。皇后的严谨，反映出这个政权的希望。
严于律己，既是做人的内在要求，也是保全自身的长远之道。一个人，一旦他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就是他走向失败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