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王国维与陈寅恪，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想把钱锺书和王国维、陈寅恪放在一起，探讨一下现代学术这三大家的学术思想和彼此的异同。方法很原始，就是按部就班地读他们的著作。最先读的是钱锺书，读了一遍又一遍，笔记也积下好几册。然后读陈寅恪。没想到进入陈寅恪的文本世界，竟流连忘返，抽身不能。结果对三个人的研究变成了对陈寅恪一个人的研究。
研陈前后持续二十年，写了三本书，一是《陈宝箴和湖南新政》，二是《陈寅恪的学说》，三是《陈寅恪论稿》。但陈和王的学术连带实在太紧密，研陈的过程中无法不涉及王的思想和著作。涉及哪一个问题或哪一方面的著作，就找来阅读，不单纯为取资，而是读就读竟全篇或全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出版的《王国维遗书》，成了我的案头必备。此书共十六册，多年翻检，不断圈划夹条，如今已膨胀得面目全非。还有中华书局版的《观堂集林》四册，虽然《王国维遗书》已收录，为查找方便，仍备于手边。包括各出版社印行的各种王著的单行本，以及文集、选集之类，也都是出来就买。港台的关于王的著作和资料，也尽量搜集到手。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王国维全集》的书信部分，让我大感惊喜，可惜从此再无下文，不免为之怅然有憾。
就是说，在相当一段时间，我的研陈变成了王陈同时阅读同时研究，写陈的过程，也写了多篇关于王国维的文章。老辈学者有称本人为“王陈并治”者，盖源于此也。钱锺书的著作也多有涉王的话题，说明当初试图将三人相提并论，不是没有缘由。他们都是顶尖的学术天才，共同特点为一个“通”字，即他们都是通儒。分而论之，王是文史兼通，陈是文史会通，钱是文史打通。研治范围和研究题域，则各有擅场。王方面广，开辟多，每治一学，都有发明。早期介绍和研究康德、叔本华，随即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的成果问世。继而治诗学，则撰有至今洛阳纸贵的《人间词话》。转而治戏曲，又有后人无法绕行的《宋元戏曲史》。王的诗学、戏曲两书堪称不世出的经典。后治古史，著作之多，令人赞叹。就中西学问而言，王、陈、钱都是中西兼通，而且认为“学”无须分中西，尤不宜自划畛域。
他们都是学者兼诗人。要问谁的诗写得最好，我未免嗫嚅不敢言。词当然静安第一，因为陈、钱都不填词，故没有二三。诗就不好说了。王诗成就之高，陈、钱自不会否认，但若以一二三排序，他们不一定认可。据友人汪荣祖《槐聚心史》透露，钱对陈寅恪诗颇为赞许[1]，倒是前此不曾想到。赞许归赞许，不等于承认己诗在被赞许者之下。此无他，盖王、陈、钱都是自视极高之人。陈的《王观堂先生挽词》，是为静安立传，犹称尚无任何著作的自己“敢与时贤较重轻”。王自撰的《人间词》甲乙稿序，更称即使宋代的大词家亦少有能与之比肩者。钱的高才绝世，更应该是“名下士无天下士”了。当然在翔实的证据面前，在真才实学面前，他们又都很谦逊。称美和荐拨后进，不遗余力不足以形容。他们追求的是真理，探讨的是历史的本真，但开风气不为师。学术观点容或不同，但绝无丝毫的门户之见。他们都对刘歆在《让太常博士书》中指斥的“党同异，妒道真”的风气深恶痛绝。而涉及道究天人、通古察今的洞彻高识，义宁之学又远远地站在了静安之学和槐聚之学的前面。
王陈钱的话题，永远也说不完。今次特从以往研陈和研王的文字中辑出十篇，都为一编，即以《王国维与陈寅恪》为书名，请熟悉我研治状况的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书稿早已于2019年8月排出清样，封面也完成设计。我因特殊缘故，未能及时校核复命。殆至庚子岁，又值大疫发生，越发延宕下来。而此时，迄今搜辑最齐全的《王国维全集》业已出版，《王乃誉日记》也影印刊行。购置后即情不自禁地翻检浏览起来，不意有不少新收获，足以补本书第二部分《王国维思想学行传论》之所不足。此次等于将此章重写了一遍，增加了很多新论述，特别对王国维之死的问题做了更为系统的梳理和考证，得出更加合理的死因诠解。此第二部分原稿只一万八千字，现经过修订和增补，已达五万言之多，几乎可以独行单出。作为本书的作者，心情以此安适了许多。
谢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谢谢通明大气的余玲副总编辑。也谢谢责编周海燕和封面设计者程慧两位女史。敬请关心二十世纪现代学术的读者，暨治王、陈之学的同道不吝指正。
2020年岁在庚子四月初七于京城之东塾
[1] 汪荣祖：《槐聚心史》，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版，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