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就聘清华国学院导师，更是吴宓一手所操办。当时陈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古文字，对应聘颇感迟疑。1925年4月27日《雨僧日记》载：“陈寅恪复信来。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25]致使吴宓大为失望，在日记中写道：“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26]陈寅恪所说的“多购书”，是指创办国学研究院须多购置书籍，这是他的一贯主张，因此虽没有立即就聘，对研究院的发展建设已有所建言。他自己1923年在《与妹书》中，曾因筹措购书款无着而焦灼不安，说“甚欲筹得一宗巨款购书，购就即归国。此款此时何能得，只可空想，岂不可怜。”[27]所以如此急迫，盖由于他需要的藏文《大藏经》和日本印行的中文《大正藏》，还有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如不能购得，“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28]。是否就聘，何时回国，对陈寅恪来说，书籍是个先决条件。
1925年6月25日《雨僧日记》记载：“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29]8月14日《雨僧日记》又载：“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30]为了解决书款问题，吴宓向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提出申请，特批四千元，其中二千元作为陈寅恪的预支薪金，另二千元为研究院购书．但会计处只准予支出一千元的薪金。1925年9月3日《雨僧日记》：“陈寅恪预支薪千元，按1.76，合美金五六八元一角八分。花旗银行支票一纸，由会计处取来，寄柏林，寅恪收。”[31]9月18日又载：“陈寅恪购书及预支薪金，续汇三千元（连前共四千元）支票二纸。”[32]研究院的购书款，《雨僧日记》10月8日条记载甚详：“下午，领到会计处交来汇陈寅恪购书款二千元。按1.78，合得美金一千一百二十三元五角九分，花旗银行支票一纸，No.25/7790，由本处附函中挂号寄去。”[33]陈寅恪之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确让吴宓耗费了许多心力，至有“难哉”之叹，应属可以理解。
就陈寅恪一方面而言，他的应聘与否完全出自学术的考虑，因而派生出一个购书的问题。至于1925年4月27日《雨僧日记》所载的“家务”一项，系指寅恪先生的母亲俞淑人和长兄陈师曾先后于前一年逝世，1925年8月在杭州安葬事。陈寅恪离德回国的实际日期为1925年12月18日，《雨僧日记》有明确记载。而到清华报到是1926年7月7日，此时的吴宓已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的职务，改任外文系教授，但迎接陈寅恪到校一应事务，如安排住处，游观研究院环境，看赵元任，访王国维，都由吴宓陪同。7月中旬，陈寅恪身体不适，又回南方养病，至8月25日国学研究院开学前夕返回北京，始正式任教于清华。
1926年9月新学年开始的清华园，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收获季节。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王、梁、陈、赵全部到齐，还有专任讲师考古学家李济，工作人员包括学富才隽的浦江清，真可以说是皆一时之选，风景极一时之盛。陈寅恪的应聘过程虽然曲曲折折，一旦到校，倍增生气。事过四十五年以后，蓝孟博回忆起当时的盛况，写道：“自十五年秋，陈寅恪先生到院，导师已增至四位，秋季开学，新同学及留院继续研究的同学，共有五十余人，院中充满了蓬勃气象。”又说：“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34]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说来着实幸运，不知不觉中便成了“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35]，而且有缘享用有“字字精金美玉”之誉的陈寅恪的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