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的躁动不安的心灵可以感到安慰的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与他结有深厚的友谊，不仅同道合志，而且情意相通。1922年至1924年他主持编纂《学衡》杂志时期，往还与共者有梅光迪、柳诒徵、汤用彤等。他一生与陈寅恪的友爱尤为深挚。早年留学哈佛，两个人就一见如故，吴宓写信给国内友人，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9]。而对比自己小十六岁的钱锺书，他同样推崇备至，曾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20]。由此可见他的慧眼与卓识。萧公权1918年考入清华，当时吴宓已在美一年多，等到他赴美留学，吴宓已经回国。直至1934年，彼此才有所交往，这使得爱才若渴的吴宓深感遗憾，所以《空轩诗话》第四十五则在全录萧作《彩云新曲》后，特补笔写道：“予交公权最晚，近一年中，始偶相过从，然论学论道论文论事，皆极深契合。”[21]只要有可能，他从不放过与同时代任何一个第一流学者雅相爱接的机会。
我们今天不能忘怀于吴雨僧的，最主要是他生平中的三件大事：一为创办《学衡》；二为筹建并实际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工作；三是慧眼识陈、钱以及与陈寅恪建立的终生不渝的诚挚友情。这三件事，都是为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传薪续命的伟绩，时间过得愈久愈显出它们的价值。至于讲《红楼梦》，授西洋文学，撰写《空轩诗话》，出版《吴宓诗集》，比之这三件事，还是小焉哉。当然吴宓生平中还有一件事也足以嘉惠士林，传之久远，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记日记，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许多人与事、问题与主义、轶事与趣闻，以及他个人的心路历程，困扰与矛盾，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与文化人的命运，日记中都有忠实的具体而微的记录。吴宓自己称他写日记的特点：“体例一取简赅，以期能不中断，如电铃之扣码、书库之目录。凡藏诸脑海者，他日就此记之关键，一按即得。故惟示纲目，而不细叙，借免费时而旋中辍云。”[22]《雨僧日记》实际上是一部内容丰富的日记体中国现代学术史叙录，也是一部现代学人的文化痛史，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均不可低估。[23]
2．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在清华研究院的交谊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是为大学毕业和又有学问根底者的进修之地，因此是一高深的学术机构，目的是培养国学门的通才硕学。认真说来，当时清华大学的正式名称叫清华学校，还没有定名为清华大学，直到1928年，才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而国学研究院的正式名称，也应该叫清华学校研究院。那么何以又称国学研究院？因为清华研究院之设，略同于北大设研究所国学门，本来想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学科，由于经费的限制，也有学科的成熟程度的问题，最先办起来的只有国学一科。所以就把清华学校研究院，简称而偏好地叫作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了。吴宓几次提议正式定名为国学研究院，都未能获准。可是约定俗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虽未获准，人们还是那样叫，而且叫开了，到后来大家以为当时成立的就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吴宓当时担任清华研究院国学部主任（月薪三百元），四大导师的到职，都经他亲自礼聘。《吴宓自编年谱》在1925年2月13日条下，记载有礼聘王国维的情形：“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24]从而可知吴宓对王国维怀有特殊的礼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