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挽词序》的过人之处，是指出以纲纪之说为表征的中国主流文化的意义，具有“抽象理想之通性”，也就是柏拉图的所谓理念（Idea）。实际生活中是否能够完全做到是另一回事，但它是传统士人伦理上的人生规范。翻览史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乱况，触目皆是。魏晋时期、宋元市井、明清之际，亦不乏反对纲纪之说的束缚、主张以情抗礼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但整体上，迄于晚清“三纲六纪”的基本文化价值和文化秩序一直得以维持。即使是持无父无君之论的佛教传入中土，也没有动摇这一秩序。原因是“借之以为寄命”的社会经济制度未变。晚清以降的剧烈变动（陈寅老称“钜劫奇变”），既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又是文化思想的变迁。简言之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从此崩塌了。因此为传统文化所化之人的失落与痛苦，可想而知。王国维就是这样的人。但失落与痛苦，可以有不同的走向。由痛苦而新生，为更多的知识人士所选择。即使未趋步入于新潮，也不必即死。《挽词》“海日尚书互倡酬”的“海日尚书”，即沈曾植——王国维最服膺的清末大儒，曾出任宣统复辟时学部大臣，对共和共产自不认同，但晚年逍遥海上，平安而终。同为溥仪老师的罗振玉、柯劭忞虽有殉主之约（《挽词》“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但并未践履，没有因1924年皇帝被赶出宫而自裁。
然则王国维究竟缘何而死？《挽词序》在强调纲纪之说的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时，举出两个例证：“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读者很容易认为不过是寻常举证，意在说明纲纪的理想远高于现实而已。其实独创阐释前人著述须“古典”“今典”并重的寅恪先生，论静安之死这样的大题目，岂有虚设例证之理。李煜自是古典，但今典指谁？我以为指溥仪。刚愎无能的溥仪正好与孱弱得“以泪洗面”的李煜为比。然而按纲纪之说，即使是溥仪、李煜这样不中用的“君”，也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使汉室得到“中兴”的光武帝刘秀。很不幸，静安先生对他的“学生”宣统皇帝，就抱有这样的幻想。《挽词》叙述王国维入值南斋，像其海宁同乡、康熙朝掌尚书房的查初白一样勤勉敬谨（《挽词》“文学承恩值近枢，乡贤敬业事同符”）；而《挽词》“君期云汉中兴主，臣本烟波一钓徒”，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不是讲王国维希望溥仪成为“中兴主”而何？因此“君为李煜”的“君”，必指溥仪无疑。
那么“友为郦寄”的“友”又系何指？不是别人，而是罗振玉。罗、王之为友，自无疑问。而王自沉之前，两人交恶，也是不争之事实。历史上管鲍之交的美谈和郦寄卖交的不德，是朋友相交的两个极端的例子。但按传统的纲纪之说，即使友是郦寄这样的不友之人，仍然应待之以鲍叔。王国维就是这样对待罗振玉的。罗王是儿女亲家，晚年交恶，也是因儿女之事所引发。1926年9月26日，王之长子、罗的女婿王潜明病逝于上海。静安先生将潜明所遗之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洋银寄给住在天津的罗女，罗振玉以女儿拒收为由欲退回，引起静安不满，信中致有“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10]的极强烈的措辞。实际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王国维大半生的学术活动，多得到罗振玉的经济资助，因此一涉及经济问题，王格外敏感。《白虎通》释朋友之纪有言：“货则通而不计。”[11]依王的文化理想，他会感到罗之所为不合于纲纪之说。当然王罗交恶，还有政治观点不合的方面。1925年8月罗六十大寿，王祝寿诗有句：“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12]问题就发生在同为溥仪老师，而对溥仪离宫后的出路，却有不同的预设。这个问题复杂，容笔者另文论述，此不多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