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性》也是一篇典型的有现代理念渗透其中的学术论文，王国维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性之为物”是超乎我们的知识之外的。而所以如此的缘故，是由于世间的知识可区分为“先天的”和“后天的”两类，“先天的知识，如空间时间之形式，及悟性之范畴，此不待经验而生”；“后天的知识”，乃指“一切可以经验之物”。所以他进而论述说：“今试问性之为物，果得从先天中或后天中知之乎？先天中所能知者，知识之形式，而不及于知识之材质，而性固一知识之材质也。若谓于后天中知之，则所知者又非性。何则？吾人经验上所知之性，其受遗传与外部之影响者不少，则其非性之本来面目，固已久矣。”[36]这些论述可视为他的观念的框架，而取资举证则为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学说，从先秦诸子的孔子、孟子、荀子，到汉之董仲舒，再到宋明的王安石、苏东坡、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举凡中国思想史上的涉“性”言论，都被静安先生引来作为自己立说的依据。在中国哲学史上更是一个最常见也最易生歧义的概念。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这说的是饮食男女、声色欲求是人的本性使然。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董仲舒说：“性者，天质之朴也。”（《春秋繁露·实性》）这指的是人的自然本性。朱熹说“性即理”“性只是理”（《朱子语录·性理》）则是纯哲学化的解释。至于“性善”“性恶”的种种说法，就更其多多了。王国维用标准的哲学语言写道：“人性之超乎吾人之知识外，既如斯矣，于是欲论人性者，非驰于空想之域，势不得不从经验上推论之。夫经验上之所谓性，固非性之本然。苟执经验上之性以为性，则必先有善恶二元论起焉。”[37]事实确实如此，宋以前中国古代各家的人性论思想，除董仲舒外，大都是就性论性，很少涉及形而上学的问题。至宋代随着新的哲学思潮理学的兴起，方有人性论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可是静安先生同时又强调，抽象的人性是不可知的，超越经验事实之外去探讨人性，容易导致自相矛盾。
王国维与他在上述文章中论及的古代先哲一样，思想是充满矛盾的，构成自己哲学理念的思想资源颇为驳杂，古今中西兼相牵引，显示出思想过渡期的特点。但他有浓厚的哲学兴趣，有理论思辨的能力，是非常自觉地对中西思想作比较研究的尝试，而且能够上升到形上之层次，包括思维逻辑、概念的运用、行文方式和文章结构，都已具有现代学术表达方式的意味应无异议。就文章体制思理而言，《释理》比《论性》更高一筹。我所说的王氏三篇哲学论文的另一篇《原命》，比之《理》《性》两篇，无论规模还是理趣，都要简略浅显许多，兹不具论，斯举“二”不妨以“三”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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